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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學教育在全國興起,天津相繼出現了六寶齋、燕山國學館、博約堂等國學教育課堂,以弘揚民族文化、挖掘傳統文化內部的潛力和活力為己任,面向3至15歲的少年兒童,教授中國傳統經典詩文及古琴、書法、繪畫、詩詞吟唱等內容,很受市民青睞。
『國學』熱不是今天纔有。上個世紀初,在大行『新學』的社會風尚下,一部分中國學者就開始對『新學』與『國故』的關系問題進行了辯證思考,他們認為在推行『新學』之餘,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重新認識整理,並將其中的精髓繼續傳播發揚光大。於是從上世紀初至『七七事變』前夕,中國各地在推崇『新學』的同時,也興起了『國學』熱潮。在天津,第一個公開的『國學』講學機構國學研究社出現在進步道與海河東路交口,當年的天津市立師范學校,現二十六中學校內。一時間,天津的學界名宿會聚於此,傳師論道,著名書法家餘明善、龔望等都曾經在國學研究社學習過。
1935年2月25日,書法家陳雋如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國學研究社』——本市唯一講學機構》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6版,不是新聞版面,而是副刊版面。陳先生以親身見聞,向讀者介紹了『國學研究社』的一些情況。盡管不是新聞,但依舊在讀者間引起強烈反響。幾十年後,當『國學研究社』創辦人李廷玉(實忱)的後人李希閔先生回憶起這段往事,不由得感嘆:『陳雋如這個文章一發表,慕名來上課的人迅速增加。原來在普通教室裡面講課,因為人多,不得不轉到學校大禮堂,幾百人一起聽課,座位不夠,還有很多人擠在通道上站著聽課。』
77年前的『國學論壇』
21世紀,很多文化研究團體和機構紛紛組織各種形式的文化論壇,這些論壇偏重於學術性質,而大多出於公益考慮,對參會者資格不做過分要求。這樣的公益論壇,對推進社會公眾文化提高起著重要作用。其實,像這樣的公益論壇,77年前就在天津出現了。
1932年,5月4日,天津士紳李廷玉聯合本地學界名流,發起組織了天津第一個公益性質的國學研究團體——國學研究社。李希閔先生回憶:『我祖父李廷玉一生戎馬,晚年回到家鄉一直熱心公益事業。他年輕時中過秀纔,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稍有研究。民國成立後,社會上對新式教育非常提倡,而對中國傳統教育漸漸忽略。當時各個中學雖然都有古典文學教育的課程,但都比較缺乏師資,老師們本身也對古典文化的研究比較欠缺。』
國學研究社後期曾出版《國學》月刊,在第一期的發刊詞裡,李廷玉道出了心聲。『民國肇造以來,二十有六年矣。欲正人心,而人心日趨於險詐;欲厚風俗,而風俗愈極於卑污。試為參致此之由,實起於民三廢經,民七廢孔,有心人難怒焉懮之。』在李廷玉看來,廢經廢孔導致了人們道德失衡,所以盡快恢復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挖掘和傳承,刻不容緩。因此,他聯合天津各界學者,倡導成立國學研究社,對中國古典文化研究、鞏固和發揚。在成立之初,為避免『尊孔』之嫌,李廷玉在學社的命名上煞費苦心。經過多方征詢意見,最後定名為『國學研究會』,終於得到政府批准認可。
在李廷玉的倡導下,津門名流張伯苓、李金藻、陳哲甫、鄭菊如等紛紛響應,並主動擔任授課。國學研究社社址在特二區三馬路西頭海河沿(原天津市第二十六中校址),當年的天津市立師范學校內。李希閔先生介紹,『市立師范學校的校長是我二叔李邦翰。他很贊成我祖父做這個事情,於是就借用他們學校的教室,每天晚上等學生放學以後,開始講授國學。』國學研究社自成立起,每天由名家輪流免費向公眾講授國學知識,直至『七七事變』纔被迫停止。
全公益的『名家講壇』
李廷玉對國學研究社的設想,是為那些上不起大學的人們提供一個免費修習中國古典文化的場所。本著『發揮舊時文化,振興民族精神』的宗旨,對於國學研究社學習的門檻,李廷玉只做了『中學以上或年在十六歲以上,文理通順』的基本要求。
『我祖父這個要求很簡單,上了學的人,有學歷的,你可以來聽課;沒有學歷,上不起學的人,只要你喜歡中國古典文化,願意來學習,也不會被拒之門外。所以開課以後,很多社會上的人來學習,他們平時都有自己的工作,有些人還是中學老師,但都會到這個研究社來聽課。』李希閔九歲半上中學,也曾經在祖父的國學研究社聽課,往事仍歷歷在目。
『當時的老師都是名家。陳哲甫講《易經》,鄭菊如講《詩經》,我祖父李廷玉講《孝經》和《四書》,陳翯洲講書法。』李希閔記得的這些人裡面:陳哲甫,名恩榮,又字蔗圃,清末舉人,曾經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任北京高等師范齋務長和教授8年;鄭菊如字炳勛,天津鄉賢,一生熱衷助學,南開中學的那塊地就是鄭菊如捐出來的;陳翯洲則是著名的書家,津門許多名書家如胡定九、馮謙謙、王堅白、龔望、餘明善、陳雋如等皆出其門下。
國學研究社,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7點至9點授課,周日下午3點至5點授課,每天課程分為兩節,內容各不相同。1935年,陳雋如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的時候,基本記錄了一個課程表:周一,鍾蕙生《中庸》,金潛齋《孟子》;周二,裴學海《禮記》,吳傑民《音韻》;周三,孟昭芳《易經》(兩節);周四,王維宸《爾雅》,李實忱《尚書》;周五,裴學海《春秋》,鄭菊如《詩經》;周六,陳慰蒼《說文》,吳傑民《周禮》;周日,吳傑民《莊子》,陳翯洲《書法》。
時至1937年《國學》月刊出版時,在國學研究社辛苦走過的5個年頭裡,授課教師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原本講授《易經》的陳哲甫先生這時候已經去了南京;講授《禮記》的尚子志先生也回鄉;而講授《春秋》《左傳》的趙鄆周先生則已經過世。
免費聽課考試自願
國學研究社因『三不收費』而聞名,不收報名費,不收講義費,長期聽學不收學費為大批貧困家庭的學子提供了求學的機會。李希閔先生回憶,『國學研究社不收一分錢學費,而有很多課程的講義,還都是免費發放的。』陳雋如的文章也證實了這一點:『所講各課,除音韻、說文、書法、詩經由社隨講頻發講義,其餘書籍須自購。』陳雋如這裡所提到的『自購』,其實就是自己准備,並不是說像現在的某些教育機構,必須購買『制定教材』。
李希閔先生還回憶,國學研究社對學員的出席、筆記等沒有要求,但一般情況下希望學員每個月能夠完成作文一篇。『作文都是我祖父親自批改,成績優秀者還會發給獎狀。』李希閔記得自己在國學研究社學習期間曾寫過一篇文章,探討尊師與『五服』的關系,得到祖父的稱贊,並獎勵他兩元錢。『我就拿著這兩塊錢,去大光明影院看了場電影,《亂世佳人》。』
寫文章一事,在陳雋如的文章中得以證實:『每月課文一次,由李實忱批改,題目由社頒發,純系自覺,不能作文,亦不勉強』,另外,每學期還有一次考試『每年(學年)舉行測驗一次,各位講師分別出題批改』,考試也屬於自願性質,如不參加,也不勉強,考試後『擇優頒發獎狀,以資策勵』。
在國學教育上,李廷玉很注重與現實的結合,而並非一味地追古溯古,在《國學》月刊發刊詞中,他明確表示:『勿蹈宋儒之轍』,『實事求是,躬行實踐』,『尤應各加奮勉,勿再徒托空言』。
國學研究社所在的天津市立師范學校
創辦人李廷玉
官商共捐的辦學機制
天津舊時私塾
國學研究社自創辦之日起,開辦費由李廷玉個人承擔,運營經費則由各發起人按月分捐。『雖然幾位老師講課不收費,但國學社的日常工作還要請人打理,而印發講義,疏通關系,車馬費用等,每月都不夠用。所虧的錢,都是我祖父量力資助。為了把國學研究社辦下去,我祖父費盡了心思。』
《國學》月刊第一期文章《述國學研究社艱難締造之概況》中介紹,由於經費不足,經申請,教育廳每年捐資200元,教育局每年捐資200元。李廷玉擔任其他學校校董期間,常常為了國學研究社的經費東拆西補,若有結餘,就拿來轉作國學研究社經費。但他一己之力終究難以支持太久。
而後,李廷玉通過個人關系,向長蘆鹽綱公所謀求每年資助2000元。李廷玉家族企業合豐公司首倡企業認捐,並主動認捐每年500元,另有德興公司認捐每年1000元和裕薊公司認捐每年500元。李希閔回憶,除公開認捐的款項外,『我們家的合豐公司地址大概在現在的文化街口,每個月捐100元。』
在眾人捐助下,國學研究社從1932年5月4日創辦,堅持了五年有餘,到『七七事變』後,李廷玉心灰意冷,國學社停辦。『日本人進來之後,聽說我祖父曾經創辦了國學研究社,他們很感興趣,就多次派人找到我祖父,勸說和威脅他繼續開辦。我祖父雖然熱愛國學,但卻不願意聽從日本人的安排,所以始終沒有繼續開辦,國學研究社在1937年就結束了。』記者馬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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