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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玉笙舊居
安樂?9號
年代:1933年
安樂?,原名新武官胡同,位於馬場道與睦南道之間。意大利建築師保羅·鮑乃弟設計。原為天主教會『首善堂』所建,因居住過英國武官而得名。共有3幢樓,呈『品』字形布局。沿馬場道一側為南北向,共8個門,傳統上稱為『橫八所』。胡同內為對稱式聯排住宅樓,東西向,共20個門。
探訪
重整河山待後生
這篇關於駱玉笙住在安樂?的文章是駱玉笙的孫女駱巍巍親筆寫下的。本來,記者是想按照往常一樣,約駱巍巍見面,在采訪過程中了解駱老在安樂?的情況,然後再把采訪內容寫成稿件。不過正趕上這段時間駱巍巍事務繁忙,一直都沒有找到合適的采訪時間。在記者把采訪提綱發去後,駱巍巍於凌晨1點多發給了記者這篇文字,電話裡,駱巍巍謙和地對記者說:『開始只是想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回復你,可是想著想著,腦子裡那段關於安樂?的記憶全部都湧出來了,特別有想把它全部記下來的衝動。其實因為太忙那段生活我已經很長時間不去回憶了,沒想到現在記憶閘門一打開,依舊那麼刻骨銘心』。
盡管駱巍巍強調這篇文章只是作為回復記者采訪的素材,但在讀過後,記者決定把原文呈獻給讀者。因為該文情節細膩,字裡行間充滿著駱巍巍對那段歲月的感情,這份只有親歷纔能擁有的回憶,只能在原文中深刻體味。
駱玉笙在安樂?生活的前半段,是她本人一生中很艱難的日子,也是那個時代最痛苦的階段,在經歷了重重磨礪後,無論是她個人的生活還是她生活的時代都獲得了重生,也讓駱玉笙唱出了那經久不衰的『重整河山待後生』。
奶奶駱玉笙自1936年來到天津以後,為了演出方便,在老西開教堂後明德堡2號的一個三正兩偏(外加兩個耳房)的小三合院內住了三十年。『文革』期間,她受到無端的迫害。1970年冬,我的四老太爺駱彩舞故去以後,白天全家人都去上班,家中處於沒人看管的狀態。當時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和平制藥廠的乾部,他告訴我們說和平制藥廠在睦南道安樂?(新中國成立前曾叫英國武官胡同)9號餘門,有兩間較大的地下室住房,因為面積較大,分別為27和32平方米,在為職工分房時只能解決兩個職工的住房,而如果和我家調換後,差不多相同的面積可以解決5個職工的住房。為此,我的爺爺和爸爸專門到安樂?9號餘門看了房子,覺得這兩間住房雖名為地下室,卻是俗稱的『平陰子』。即房子的地面不低於街道,與街道齊平,是不上樓梯的一樓,而且帶有一個十二三平方米的小院,有可放雜物的將近二十平方米的弄道,院內還有獨立的廁所,如果搬過來住還是獨門獨戶。加之當時我快上小學了,身為中學教師的父母也希望為我找一所更好的學校。所以就立即決定與和平制藥廠進行了調換,1971年秋天我們全家搬到睦南道安樂?9號餘門。
簡陋的家,純淨的童年
我們全家搬進安樂?9號餘門後,奶奶和爺爺住32平方米的裡間大屋,我和父母住27平方米的小屋,兩個屋子中間是近10米長1.5米寬的弄道,還記得當年家裡的貓在夜間逮到老鼠後在長弄道裡來回玩耍。再往裡走是一個8平方米大小的儲物間(我的小表叔1977年從兵團回到天津後,還曾住過那裡),從我和父母的屋往外走是一間8平方米左右的緩衝間,被我家改成了廚房。1976年地震以後小院內還搭起了油氈竹棚,這樣爸爸的自行車放在院裡也不會被雨淋了。
上世紀70年代的五大道非常安靜,只有早晨纔會看到稀稀疏疏去上班的人。放暑假時,陽光、樹影、蟬鳴是我最深的記憶。我們所住的安樂?9號的二樓和三樓分別住著三家醫生,旁邊的11號餘門也住著兩家教師。可能是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的尷尬處境,我們這幾家孩子經常在寫完作業後一起玩,打撲克、跳皮筋、跳房子,至今我們還保持著聯系。我也在1973年進入新華南路小學,一年級就加入了紅小兵(『文革』時期的少先隊)。這一點讓父親對當年換房的決定非常滿意。
爺爺奶奶的苦樂歲月
童年的生活於我是安靜的,甚至是輕松愉快,沒有負擔的,但對於那時的奶奶和爺爺來講卻是沈重和壓抑的。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開始了『文革』中第一批落實政策,奶奶和爺爺屬於首批落實政策人員。當時是退還了被查抄的部分財產,補發了被停發的工資,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我記得一時間家中來借錢的親友不少,奶奶和爺爺也都是盡全力相助。那時爺爺奶奶每天很早起床去上班,由於爺爺所在的戲校在河東大直沽,每天都是他第一個走,最後一個回家。當時奶奶經常早晨5點起床趕到曲藝團叫學員起床喊嗓子,風雨無阻。還有就是奶奶經常給親友們准備報考文藝團體的孩子上臺詞課,身懷絕藝,又不能演出的奶奶,真是最好的師資力量。當時奶奶不僅向曲藝團的專業學員傳藝,還給愛好曲藝者上課,奶奶後來的入室弟子遲早成、湯敏,都曾經到安樂?的家中上課。奶奶曾不慎崴了腳,還讓學員們來到家中,躺在床上教學,現在的曲藝藝術家劉春愛、籍薇、劉秀梅都曾經在家裡排練過。
1974年《人民畫報》雜志記者來家拍攝後,爺爺奶奶的精神面貌好了許多。很快,從北京第一個到安樂?來看望奶奶的,是她的老友京劇藝術家吳素秋,兩人相見潸然淚下。奶奶也經常在周末帶著我坐火車去北京住在西城靈境胡同吳奶奶家。爺爺的許多老友也總是在固定的時間來家中聊天,爺爺愛抽雪茄,他們談論的許多藝壇往事是我小時候最愛聽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音樂纔子於匯泳的欽佩。
粉碎『四人幫』後,一切又恢復了正軌,爺爺恢復了戲校校長的工作,奶奶也恢復了演出,他們的工作更加繁忙。1977年奶奶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參加會議,多年未聯系的老友們又歡聚一堂,許多老藝術家來津演出後,都要到家中來做客,爺爺奶奶的老友謝添、張君秋謝紅雯夫婦、關素霜、方榮祥、孫奇峰等,還有海外的一些老友不斷來訪。雖說此時家中的境況越來越好,但往來無白丁的陋室也應該換一換了。在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同志的關懷下,1984年7月1日,我和奶奶搬出了安樂?9號餘門,到南京路的一所新建的高層住宅雲峰大樓三樓居住。
安樂?在夢中揮之不去……
我家搬到安樂?後的前五年,雖不是奶奶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也是她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刻。奶奶常說面對『文革』中的無情打擊咬牙活過來是勝利,而在『文革』期間給學員喊嗓子,卻把自己的嗓子練出來,為重返舞臺創造了條件,是更大的勝利。在安樂?生活的後八年,是奶奶重新獲得藝術新生、不斷編創新曲目、獲得巨大榮譽的八年。
在安樂?我度過了我的小學、中學時代,這13年於我是夢境之中都揮之不去的記憶。雖然我已人到中年,但每當在夢境中、總是回到安樂?那個安靜的、溫馨的有爺爺奶奶和爸爸媽媽在屋裡等著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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