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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對臺軍售以來,美臺軍售案所引起的中美關系的波動,不可謂不小。尤其是在中國方面,從政府到民間,無不充斥著各種反擊報復美國對臺軍售的種種的措施與方法。美國對臺售武的行為,自中美建交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中美關系的發展。而且,近年來隨著中美關系的日益緊密與快速發展,美臺軍售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日益成為制約中美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困境。
當然,這種戰略困境的形成,有其歷史的成因。在冷戰背景之下,基於中美兩國共同對抗蘇聯的現實需要,也基於中國的國家安全考慮,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做出了重大戰略妥協,即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中美建交後,又與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報』。但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失去了敵人,卻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開始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潛在對手之一,開始用臺灣問題拿捏中國,用對臺軍售困擾中國、制約中國。中國出於維護中美關系大局的善良願望出發,加之綜合國力與美國相差較大,反制手段有限,因此,對美國采取了忍讓的態度。但美國卻得寸進尺,不時拿美臺軍售來制造事端。而其目的,顯然在於制約中國的崛起,或是在中美博弈中,制造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環境。
因此,如何解決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面臨的這一戰略困境,顯然是中國崛起與統一之路上所不可避免需要予以解決的重要課題。但就現實而言,中國在中美關系中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又豈止只是美國對臺售武這一項。人權與民主問題、達賴喇嘛問題,也是中國中不可忽視的戰略困境。這些戰略困境,往往成為中國『主權外交』的軟肋,成為美國制約中國崛起的『七寸』。
中美關系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面臨如此的戰略困境,從根本上講,這是與中美關系當前的特點分不開的。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經貿聯系緊密;但在政治、戰略上卻又是相互競爭,相互衝突,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更是中美兩國在戰略上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集中地。此外,美國一方面又希望將中國納入其所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中,表示樂見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所作出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美國卻又處心積慮,想方設法地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害怕中國的崛起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巨大的衝擊與破壞。與此同時,中國自身的力量善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其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美國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態,反映了現時下中美兩國力量的此長彼消,對美國所造成的衝擊。就過去的一年而言,這樣的一種變化,已經愈發地清晰可見。無論是在全球經濟問題上或是氣候問題,無論是中國國內的經濟宏觀調控受到外國的普遍關注,或是中國海軍在索馬裡海域護航獲護航主導權,無不表明當前中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國影響力的擴張。
而相形之下,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主導力量,卻日漸衰落。事實上,從最近奧巴馬總統在國會上發表的國情諮文中表明美國『不做第二』,到美國國防部最新一期《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宣布摒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戰略,就已經表明著美國力量主導全球事務的下降這一事實。
此外,由於中國崛起對亞洲所形成的政治、經濟效應的不斷顯現,對美國而言,無異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比如日本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以及在外交上『回歸亞洲』的戰略性調整,東盟國家與中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在經貿上聯系更為緊密等。
但顯然,這與美國保持其在亞洲的存在與影響力,甚至主導性的戰略目標而言,明顯是存在衝突的。因而,在美國經濟開始復蘇的情況之下,奧巴馬總統自然而然地希望對中國的崛起進行某種遏制,以保證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所以,基於中美兩國關系當前的特點,以及中美兩國實力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國在中美關系上所面臨的這些戰略困境,必然將繼續存在,而且具備長期性。因此,如何避免這些問題成為美國制約中國崛起的手段,避免成為中國主權外交的『軟肋』,顯然,根本途徑是如何通過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以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在這其中,增加自身的綜合國力,既包括從經濟、軍事上的『顯提昇』,亦需要從政治改革到社會建設等『隱形力量』的『潛提昇』。這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其挑戰度不言而喻。這也必將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進行程中,所必然需要不斷思考與努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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