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煉天津的城市性格，我們之前提到了『熱情』和『正義』。善心和善舉，與這座城市當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但提到善舉，海河水哺育下的天津人有著自己的特點，在各種行善的方式中，天津人似乎對於『興學助教』更加情有獨鍾。在『授之以魚』還是『授之以漁』的選擇上，天津人更願意去徹底救助一個人。因為我們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真正的愛心，不是幫一個人生活，而是助其成就人生。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任雲蘭從事慈善活動研究多年，她認為天津是南北通衢，人口密集且流動頻繁，清末開埠較早，轄區內有九國租界，歐風美雨衝擊之下社會變動遠較北京為早為大。在華洋長期角力之下，新的社會穩定結構遲遲未能建立，境內普通百姓生活也受波動影響。此外，中外競相建設之下，天津很快成了經貿繁榮的繁華大都市，周邊各省遇有天災人禍，災民紛紛擁入乞活。這些因素都導致天津的民間慈善活動始終走在北方前列，同時也使得天津民眾最早接觸到西方慈善思想，並且在慈善觀念和慈善救助活動上最早體現出現代特點。

　　任雲蘭以清末天津較知名的慈善機構廣仁堂為例，解讀了天津民間慈善救助行為從『施善教化』轉型為現代『教育救濟』的特色。廣仁堂成立於1878年，為『官督民辦』的慈善團體，具體倡辦、經營者是蘇浙皖三省旅津巨商王承基等人。與清末江南地區的清節堂相似，天津廣仁堂的宗旨也是防止窮苦婦幼『失節棄鬻』，救濟守節寡婦、撫養教育幼童是其主體善業。

　　民國建立前後，廣仁堂慈善功能從守舊的『施善教化』轉型為現代的『教育救濟』，成為新型善堂。首先，民國建立不久，廣仁堂即改革舊的『總董制』，建立了現代董事會制度。由蘇浙皖在津會館各推舉3人為董事，組成9人董事會；再選出常務董事3人；最後從3人中選出1人為董事長。董事會為善堂最高領導機構，每月開會，討論所提議案，過半與會董事同意纔能通過。年終，『開三省會館董事聯席大會，報告一年內工作情形及堂內經濟狀況』。這一制度的確立，對於廣仁堂繼續存在、發展並完成善業轉型起了很大作用。舉例而言，董事會在經濟上的群策群力，不僅救活了清末設立的女工廠，使其扭虧為盈，而且還增設了男工廠，使堂中男孩可以學藝做工，最重要的是保證了慈善教育經費的供給。其次，堂內學童的學習內容有了根本變化，以前是弟子規、小兒語、四書五經，強調『聖賢精義皆在四書五經，每讀一經隨讀隨講』。民國後學童主要學習現代科學知識，國語、藝術、音樂、體育等適應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需要的課程。堂中的女子，在堂屬女校中除學習識字、女紅之外，也學習國語、算術、自然、社會、公民、音樂、體育等課程，在教育上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這對廣仁堂這個原本維護『男尊女卑』傳統禮教的清節堂來說，是個質的變化。該堂還努力把經營重心由收養青年寡婦轉到教育孩子上，認識到過去『慈善事業偏重養而忽於教，流弊所極將養成無業游民』，表示善堂『當初本注重收養嫠婦，今因社會潮流，已擬改變方針，除已收養者外，擬不再續收，而以此款為救濟貧苦兒童之用，並補助其教育』。以後廣仁堂也朝此方向持續轉變，並成為著名的孤兒慈善團體，1949年後遂被改為天津兒童福利院至今。

　　慈善機構的改革對於社會慈善事業的轉型起到了樣板的作用。從民國初年開始，天津的士紳階層逐步認識到『教育救濟』對於改變貧民自身生活和改變中國未來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社會上各種形式的義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士紳們對於慈善義舉的追求已經不滿足於施捨錢財食物，他們更願意從精神上去資助他人。這種具有『識大義』的善舉，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因此在天津這個城市中，『興學助教』之風盛行百年而不衰。

　　由於媒體的誤寫，老人的名字被寫為『白芳禮』，而他身份證上的名字其實是『白方禮』。然而，被誤寫的『白芳禮』這個名字不僅被天津人熟知，更與『支教』一詞聯系著，感動了全中國。

　　白芳禮祖輩貧寒，13歲起就給人打短工。他從小沒念過書，1944年，因日子過不下去逃難到天津，流浪幾年後當上了三輪車夫。他靠起早貪黑蹬三輪車糊口度日，經常挨打受罵，讓人欺負，再加上苛捐雜稅，終日食不飽腹。新中國成立後，白芳禮靠自己的兩條腿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勞動模范，也靠兩條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同時，他還供養著20歲就守寡的姐姐，並支援侄子上了大學。老人一輩子不識字，但就喜歡知識，更喜歡有知識的人。

　　1987年，相當於繞地球蹬了幾十圈的74歲的白芳禮正准備告別三輪車時，一次回老家的經歷使他改變了主意，並重新蹬上三輪，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

　　『娃兒，大白天的你們不上學，在地裡泡啥？』那一天，白芳禮在莊稼地裡看到一群孩子正在乾活，便問。娃兒們告訴這位城裡來的老爺爺，他們的家長不讓他們上學。這是怎麼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長問這是究竟為啥。家長們說，種田人哪有那麼多錢供孩子們上學。老人一聽，心裡像灌了鉛，他跑到學校問校長，收多少錢纔能讓孩子們上得起學？校長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八十塊的，不過就是真有學生來上學，可也沒老師了。老人不解，為嘛沒老師？校長說，還不是工資太少，留不住唄。這一夜，老人輾轉難眠：家鄉那麼貧困，就是因為莊稼人沒知識。可現今孩子們仍然上不了學，難道還要讓家鄉一輩輩窮下去？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學這事不行！

　　那天之後，老人決定『要把以前蹬三輪車攢下的5000塊錢全部交給老家辦教育。』白芳禮從此在支教的道路上一走就是十幾年。老人蹬三輪車的時候，從頭到腳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來像個乞丐。除了不買衣帽鞋襪外，連吃的東西他都盡可能地節省。他的飲食極其簡單，經常是兩個冷饅頭加一瓶涼水，就一點點咸菜。很多時候由於拉活需要，白芳禮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張報紙往地上一鋪，一塊方磚往後腦一放，一只帽子往臉上一掩，便是他睡覺前的全部准備『程序』。為了能多掙一點錢，老人好多年不住在家裡，特別是老伴去世後他就以車站邊的售貨亭為家，所謂『床』，只不過是兩摞磚上面擱的一塊木板和一件舊大衣。

　　白芳禮節衣縮食把自己蹬三輪車的所得全部捐給了教育事業。1988年為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捐款5000元，1989年為天津市教師獎勵基金會捐款800元，1990年為滄縣大官廳鄉教育基金會捐款2000元，1991年為天津市、河北區、津南區教師獎勵基金、北門東中學和黃緯路小學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為『希望工程』和家鄉白賈村小學，捐款3000元。1993年，為我國建立的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為天津市河北區少年宮捐款1000元。

　　曾經有人計算過，白芳禮捐款金額高達35萬元。如果按每蹬1公裡三輪車收5角錢計算，老人奉獻的是相當於繞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勞累。白芳禮從沒想過要得到回報。捐助的款項，也大多是通過學校和單位送到受助學生手裡的，老人從沒有打聽過學生的姓名。有人試圖在老人那裡找到曾經被資助的學生名單，但只發現一張他與幾個孩子的合影——這是唯一的一張照片。當問老人對受他資助的孩子有什麼要求時，老人的回答很朴實：『我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為國家做貢獻。』

　　2001年，白芳禮捐出了最後一筆錢。年近90歲的他已無力再蹬三輪車，也無力再『經營』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車站給人看車，還把一角兩角的零錢裝在一個飯盒裡，存夠500元後又捐了出去。捐出這筆錢以後，老人說：『我乾不動了，以後可能不能再捐了！』在2004年新年鍾聲敲響以前，老人對來看他的人們說了這樣的話：『我現在一個月只有600塊錢的收入，能力有限，明年如果我的收入能再多一點，我一定會資助更多因為貧困上不起學的孩子。』

　　提到興學助教的社會團體，天津市慈善協會的工作人員立刻推薦了『大田』。

　　大田集團的領頭人王樹生出生在天津市一個普通職工家庭裡。家裡有兄弟姐妹共5個，男孩兒中他排行老大。他小的時候，父親因病長期在家休養，家裡的全部開支都靠在繡花廠工作的母親50多元的工資。王樹生記憶中家裡最難、最苦的日子是『節糧度荒』那幾年，父親領著他到市邊的公路旁摘樹葉、拔野菜，然後母親把洗淨的樹葉或野菜摻和著棒子面做菜團子，盡管如此，全家人依然是半飢半飽，有一頓沒一頓，或多或少地都患著浮腫。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曾多次看到母親把剛蒸好的菜團子遞給上門乞討的人，也看到過父親把端在手裡的粥，倒給了伸進門的茶缸裡。

　　有一次，他忍不住問母親：『把菜團子給了別人您吃什麼？』『媽少吃一頓不要緊，你沒看那要飯的多可憐，他再沒東西吃就頂不住了。孩子你記住，無論什麼時候別人有困難，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做人得有善心。』當然，母親不會想到，她不經意的幾句話，會深深地刻在兒子幼小的心靈裡。王樹生說，那時雖然並不懂母親所言中更深的道理，但是看到父母親那一次次的做法，他懂得了對於有困難需要幫助的人，不能袖手旁觀，不能等閑視之。

　　大田發展了，王樹生愛的願望也在悄然延伸，他不止一次地對周圍人說：大田的財富取之於社會，應該回報於社會，讓每一分錢都用得有意義，就是我追求的最大滿足。怎麼纔能讓每一分錢用得有意義呢？無數個夜晚王樹生輾轉反側，思索著把錢用在哪裡最有意義、最能回報社會。思緒牽引他回到少年時代，他曾那麼渴望一位住在臺灣的親戚能資助父母一回，讓他們的子女能夠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可是等啊等啊最後什麼也沒等到……等到的只有失望後萬念俱灰的心酸。王樹生想，假如那時家裡能獲得一些資助，他家的生活也不至於那麼艱難，他也不會留下一生最大的遺憾——沒有正式讀大學。

　　1998年1月的一天，王樹生無意在《天津日報》讀到一篇記述天津一中學生安金鵬的報告文學，這個出生在武清區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有頑強的毅力，而且學習成績還那麼優秀，在第38屆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獲金獎。王樹生說當他讀到『安金鵬的學業在長進，生活水平卻因為貧困而降了又降。別人每月生活費用都在200至300元上下，而安金鵬每月60到80元也難保證。為了不讓兒子餓肚子，媽媽每月步行10多裡路，到平安鎮自由市場以1.2元1公斤批發10公斤方便面渣給兒子送到學校……』這一段時，眼淚奪眶而出，捂住臉讀不下去了。妻子問他怎麼了，他把報紙往妻子的手裡一塞說：『你看看吧！』不看則罷，看完報紙妻子姜紅霞也落淚了，那天晚上他們圍繞著這個孩子談了很久。也正是在那個晚上，王樹生鎖定了自己資助的目標——捐助希望工程，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使需要幫助的孩子和老師得到資助。『再窮不能窮孩子，我們的教育不能掉下來，孩子沒錢讀書不是孩子的錯，是父母、是社會的錯。我們再不能錯下去了！先富起的人要站出來幫一幫這些讀不起書的孩子。』

　　2001年，王樹生向天津市慈善協會表示，自今年起大田集團每年通過慈善協會捐資教育100萬元，他說：『我知道對於需要幫助的孩子和老師，對於需要創建和維修的學校來說，100萬元也許並不很多，但是我希望通過大田集團的幫助，能圓一些孩子的讀書夢，能成為一些孩子成纔的一段階梯。如果是這樣，大田的錢就用到了刀刃上，就用得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