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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度過了危機中最困難的一年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內部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迫使中國開始在經濟結構調整上『動真格』。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認為,中國已經邁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水區』,其成敗直接關系到調結構的大計。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從『保增長』到『調結構』,其中最大難點和突破點在於政府要『下決心衝破傳統阻力,出臺體制改革措施』。
2009年歲末,親身經歷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的50位國內經濟學家,在一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主要問題的問卷調查中,選擇的前五位都是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壟斷行業扭曲資源配置、消費需求不足、權力缺乏監督、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從前都是先解決一些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也不太容易傷及既得利益集團。再往下走,必然要對現有的利益格局進行較大的調整,難度要大得多。』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說。
他指出前幾年的國企收入分紅試點雖然是一次突破,但在分配面和比例上都很有限,國有資源收益並沒有轉移到老百姓手中,讓全體人民受益。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部長張小濟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繞不開壟斷行業改革這道坎。
『政府過多乾預市場資源配置必將導致效率低下,威脅公平競爭。金融危機時政府的救市措施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危機過後經濟要恢復再平衡,市場自身的作用纔是主導。』張小濟說。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胡錦濤總書記近日講話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必須通過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來推動。
打破壟斷的重要一環是資源要素的改革。莊健認為要素價格的改革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
『勞動力工資、能源價格、資金成本被人為壓低,這還是一種粗放的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不解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一句空話。』莊健說。
對於資源價格改革可能助推通脹預期,莊健認為,如果現在不改革,隨著經濟的回昇改革的難度會更大。況且改革不一定就要提價,應當讓市場發揮主導,建立有彈性的價格機制。
代表和委員們還指出,城鄉二元制結構固化甚至加劇城鄉差距,對人、財、物流動形成牽制。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達到1978年以來的最大水平。去年城鄉收入比為3.33:1,較2007年的3.32:1和2008年的3.31:1擴大。
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是來自廣東佛山的一位農民工。她說:『人們不能只從口頭上關心農民工,而要真正讓他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住房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權利。這需要各級政府在財政體制上做出相應保障,需要企業負起責任,從機制上落實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就業權利。』
莊健認為,只局限於現在的進展,過分強調困難是不行的。隨著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短缺將會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他建議政府制定一個時間表,只有讓『農民工』這個詞消失,纔能真正實現城鎮化。
代表和委員們指出,調整收入分配是體制改革的另一個焦點。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說,『調整收入分配』表面看是經濟問題,深層次看是體制問題,涉及各個階層的利益再分配,敏感復雜,阻力較大。
『這需要在很多層面衝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加大力度消除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弊端。』陳舒說。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董明珠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既涉及政府的調控措施,也涉及勞動者的收入比重和企業發展的需要,需要均衡考慮。
『在我看來,中國的企業應當形成收入分配責任觀念,企業經營者在這一方面應當有自律精神,除了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營管理和分配財富外,還應該主動為廣大勞動者謀福利。從政府角度來說,以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為基礎、形成勞動者收入合理平穩提高的機制,也是當前的一個重要改革方向。』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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