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成都商報》報道，四川大邑縣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日前證實：國內各地各級紀委都在辦貪官展覽，但還沒有一個博物館，所以建貪官博物館很有必要。籌建貪官博物館需評選百年百名貪官，歡迎群眾提名，然後在博物館網站上投票，不過，因名額有限，還是要考慮『品級』。樊建川說，建貪官博物館，對在職乾部和百姓來說，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和威懾作用。他表示，『以後只要有拍賣貪官贓物的機會，我一定會去買來，放在貪官博物館中供公眾參觀。』

　　如果按照樊館長一有貪官贓物就去買來的說法，這樣的『前期投入』之大似乎不言而喻。尤其涉及的是『有品級』的百年百名貪官，要將其具有『代表性』的贓物都購買來，怎麼說都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其花費之大、操作的錯綜復雜、甚至是否具有可行性，都是令人擔懮的。鑒於這樣的情況或困難，我們必須對樊館長的舉動拍手稱贊纔是。作為一個民間博物館，對我國的反貪事業如此在意，確實難能可貴。

　　從某種程度上說，創建貪官博物館，無疑是對貪官進行『示眾』，盡管那些被『示眾』的往往只是『過去的人』，但於後來者而言，也完全可以是一場大開眼界的、直觀的、形象的反腐敗教育。所謂『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走進這樣的博物館，人們在盡情審丑的同時，多少都能起到一點警示和威懾作用。這即是所謂的『前車之鑒』。

　　類似的事例，之前在山東榮成成山頭福海風景區就出現過，當地所謂『奸臣紀念館』的建立，也未嘗不是一種『以儆效尤』意在所指的特意打造。我們也寧願相信，無論是『奸臣紀念館』還是『貪官博物館』，都是有著良好初衷的。只不過，無論是要『以儆效尤』，還是意在所指，貪官博物館對於反腐倡廉而言，能夠起到什麼樣的效果，顯然都只能是未知數。換言之，博物館固然可以是一面鏡子，但與反腐倡廉卻沒有必然的聯系。

　　眾所周知，對貪腐的警示和威懾，早已是『古已有之』。舉例來說，明代的朱元璋懲治貪腐可謂手段酷烈雷厲風行，動不動便殺頭剝皮，但即便是這樣也難以阻止『朝殺而暮犯』的局面出現；清代康熙為懲治程金山父子而做的人皮鼓，至今還在嘉峪關附近的陳列室裡擺著。這些殘酷的刑罰與警示已經足以令人談之色變了，卻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官場的清廉。這樣的例子與建立貪官博物館相比較起來，就程度而言可以說毫不遜色，我們似乎可以說，連剝皮殺頭與人皮鼓的例子都不能有效震懾之，難道一個博物館的建立就可以？

　　要有效制約貪腐的風氣，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當然得著眼於制度建設。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便是官員財產公示，只有將官員財產『裸露』到公眾面前，群眾心中有數，甄別、問責等配套措施日漸成熟，纔能更好地加以監督，貪官也纔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否則，像成克傑那樣的『想到700萬人沒脫貧睡不好覺』的人物，真不知道會有多少。

　　因而，我們可以說，不從根本性的問題入手，即便去博物館『圍觀』的人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貪官博物館裡陳列的，終究只是『別人』而已。(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