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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矛盾之處指向了兩點可能:第一,有相當多的財政收入不是來自征稅體系,而是來自稅外收入。拋開審計所查出的瞞報收入外,應該主要是費金和罰沒款。相對於稅收體系,費金和罰沒款更易脫離監管和法律約束,更容易出自拍腦門決策的短視行政行為。果真如此,那麼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就不是可持續的,甚至是不健康的,如果是這種類型的費金大幅增收,不會有利於經濟的平穩增長。鑒於中央政府4月中旬出臺的調控措施有一定時限的滯後期,因此,稅外收入在下半年或難再有前五個月這樣的大幅度增長。第二,稅收水平超過了保持經濟增長的合理幅度。在外部各主要經濟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是延長中國經濟成長周期的必然選擇。若稅收過重,則不利於經濟的轉型要求。比如,從民生角度看,現有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不利於刺激多數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欲望,此外,附加於中小企業的各種稅費雖然歷經減免,但許多中小企業仍處境艱難。這些情況意味著,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不能成為回避稅收征管體系改革的理由。
在財政收入持續提高的同時,提高財政收入的『含金量』是必須面對的一大課題。除此之外,當政府手中越來越有錢的時候,怎麼花錢也是一門需要深研的課程。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1.9%,達到了8.5萬億元,按照一般估計,二季度經濟增長仍可達到10.7%左右,粗略地說,今年上半年全國經濟這塊大『蛋糕』能達到15萬億元左右的規模,而財政收入有望超過4.3萬億,這意味著政府在『蛋糕』中所『切掉』的比例不到30%,按照一般慣例,這是一個合理范圍內的比例,考慮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切掉』不到30%的『蛋糕』甚至分量偏輕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花錢就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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