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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外資企業前來投資辦廠,而當時的社會提供不了大量勞動力的生活服務,企業便形成了包吃包住的『小社會』模式,大牆一圍,自成系統。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也樂得如此,從而助長了這樣的『獨立王國』的形成。
圍牆圈起來『社會』,必然是畸形的社會。在2.3平方公裡、45萬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對員工關系的貼切描述。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像鍾表一樣地生活著。
富士康實際上是主動用企業管理的方式,將本來大部分應該由政府負責的社會管理攬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這麼主動替政府背包袱,也有自己的好處——員工管理成本肯定比開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政府長期對『巨無霸』企業管理脫節,會使工人的權益缺乏有效保障,不少企業用工超時,非人性化管理、精神保障設施不全等弊端得不到監督和糾正。把工人推給企業甚至是資本家管理,表面看是得了利潤,甩掉了管理包袱,實質問題和矛盾根本沒有解決,一旦出現極端事件,還得記到政府頭上。
『人生幸福感需要的親情、友情、歸屬感,而這些都是新生代農民工最缺乏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是沒有退路的社區人,但是我們相關的社會服務卻沒有及時跟上。僅僅把他們看做維持生產的勞動力,而忽略了他們的生活發展需求,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北京市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負責人李濤說。
浙江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認為,長期以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承擔了最苦最累的勞動,但是得到的回報卻是最為微薄的,犧牲是巨大的。隨著新一代產業工人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些一直忽視的『精神損傷』現在日益顯化,這種精神損傷來自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絕不是配備幾個心理醫生,通過心理疏導就能夠徹底化解的。政府、社會和企業當務之急是在實物福利提高之後,必須加大產業工人『精神福利』的支出。
據了解,新一代產業工人文化消費欲望強烈,但是精神生活蒼白的狀況沒有得到明顯改善。根本原因在於城市規劃、建設中很少考慮到農民工的文化娛樂要求,他們消費得起的文化場所少之又少。一些基層社區乾部建議,農民工的業餘文化生活應該通過多種途徑加以解決,利用各種社會資源豐富產業工人的業餘生活,加快他們與城市的融合,消除他們邊緣化的感覺。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了』。
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工會需創新方式
企業職工的權益要想表達有力,工會無疑應該發揮積極作用。遺憾的是,一些工會從屬性定位上說是職工組織,實際上更像政府或企業的一個部門,很少發揮民主參與和社會監督的作用。
5月底,中華全國總工會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進一步加大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與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力度。意見特別強調,要引導職工以理性合法有序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抓好勞動關系矛盾的排查和化解。
專家認為,在社會轉型期,勞資矛盾將成為一種常態。而如何處理好這對矛盾,則考驗著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勞資是可以共存的。勞方、資方和政府三方派出代表,通過正式、規范的協商程序,對企業經營發展和職工權益保護等問題進行平等協商,雖然可能用時較長,也會產生一定的成本,但是勞資關系處理的過程是可控的、穩定的,協商的結果也能令各方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常凱教授說,只有建立這種體制內的正規渠道,纔能避免矛盾激化、惡化。
卓勇良說,許多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猶如進入了一個可以無限制使用勞動力的天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工會話語權很小,很多企業還沒有工會。浙江省委黨校副教育長吳錦良教授認為,要改變當前工會在企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局面,可以通過向社會公開工會事務,由上級工會和社會來監督企業內部工會履行職責。此外,目前沿海地區一些行業正在探索的工資談判制度可以擴大到其他領域,比如休息時間的談判、女工權益的談判等。
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准,必須考慮到最弱企業的生存,但它有時反而給一些刻意盤剝職工利益的企業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須將企業的職工工資法制化、企業效益透明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夠在維護資方利益和保護職工權益之間求得平衡的《工資條例》。政府在確定一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准的同時,還必須明確職工的工資必須與企業的生產效益掛起鉤來。
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形成最大合力
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告訴記者,消除『企業冷漠』最現實的途徑是發揮工會的作用,另外也應該允許員工組成自己的社團組織。這一方面可以更好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增強員工的歸屬感,為員工提供心理疏導的渠道。
專家指出,要充分借助非政府社會組織的力量,形成社會合力。黨委政府應該以更為寬容的態度為產業工人組織創造更優化的生存環境。『類似富士康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們的社會改革與社會服務遠遠滯後於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政府必須下大力氣推動社會工作的開展,尤其是在傳統社區的專業化改造、培育民間機構等方面著力。』李濤說。
杭州市專門為農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草根之家』負責人徐文財說:『產業工人通過自助互助性組織來維權,其實可以推進產業工人維權活動的有序化。新一代產業工人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如果他們要進行維權活動,通過組織進行,對社會的衝擊會小一些。事實上,政府如果與這些組織保持密切溝通,也可以及時了解產業工人的權益訴求,提早化解風險。』
據了解,為了應對新一代產業工人物質權利、精神權利的訴求,沿海發達地區企業已經開始提昇工人工資水平,但在提高工人工資待遇的努力上,位於產業鏈末端的中國制造業已經有點力不從心。『西方品牌商難道不應該有所反思嗎?在這方面,非政府組織可以發揮作用(如抵制不良企業的產品等),逼迫他們最大限度向產業鏈終端讓利,提高工人的待遇。』李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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