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4日文章，原題：中國的身份認同危機

凱羅琳·施華茲2006年在中國某公關公司擔任項目經理，然而她除了參與各種會議，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工作可做。開會時她只是安靜地坐著，不知道會議議題，甚至對客戶一無所知。『我總是被擺在顯眼的位置。但會議本身和我沒任何關系』,現就讀於紐約的施華茲說，她在中國之所以拿錢卻不用出力，僅僅因為她是白人。那家公關公司有西方客戶，他們想讓公司顯得更加『國際化』。盡管這種方式欠妥，卻折射出中國同西方之間一種全新的微妙關系：一些中國公司想通過僱用西方人(特別是白人)來襯托自身，好讓本公司顯得地位很高、運作很成熟。

中國同西方之間的關系自19世紀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不太明朗，這既觸發了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使中國人充斥著自我否認情緒，同時對西方充滿盲目崇拜。

中國人的『優等』和『劣等』情結根植於『100年的民族屈辱』，從未自我消除。即便中國最近30年已躍昇為世界經濟強國，這種情結依然存在。一方面中國要求在國際舞臺上獲得西方的更多尊重，而在個人層面上，西方人在中國人眼裡仍貼著『優等』標簽。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國下館子、住酒店往往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飯館和百貨商店裡一擲千金購買香檳、名牌服裝和豪華轎車的往往是中國人。但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一些和西方人共事或交友的中國人卻常常發現自己仍無法享受到外國同伴的待遇。一些飯店將較好的桌位留給外國人，在提供服務時也是老外優先。我的一位朋友嫁給了一個歐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如果她回家忘了帶小區的通行卡，門口保安往往會刁難一番，而她丈夫就從未遇到過這種麻煩。而事實上我的朋友纔是房主。

一些中國人在『西方優等論』上顯得有些極端。中國某大公司的總裁就擅用『白人』商業策略：他出差到一些小城市時身邊往往帶著一名白人隨員，『身邊帶個白人，當地人會高看我們一眼』。盡管這名隨行外國僱員不必開口，其存在卻往往會使事情進展更順利，至少能讓氛圍變得更友好。但他的『白人策略』也有個缺陷，那就是別人往往將其僱員當成老板，而他在別人眼裡只是個翻譯。

對一些被中國公司僱來『充門面』的白人來說，這讓他們感到不自在。施華茲就覺得自己在公司被當成小孩子一樣，甚至就是『動物園裡的一只被觀賞的動物』。她來華之前學過8年中文，但她的中國上司對此一無所知，『他們甚至連我的簡歷都沒看過。』

而我那位朋友的丈夫對小區保安對他們夫妻差別對待的態度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保安應該像對他那樣對待所有人，但直到中國人學會尊重農民工和窮人，這種變化不會發生。(作者袁莉，劉皜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