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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唐代『開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則天、中宗、叡宗和玄宗時屢次出任宰相。毛澤東對《舊唐書》和《新唐書》中關於姚崇的記載都仔細閱讀並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書》124卷『姚崇傳』的天頭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10個字的批注。作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樣的政治智慧與品格,能贏得毛澤東如此高的贊譽呢?
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備任用姚崇為宰相。姚崇針對時弊,提出10條意見,問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則只有違抗君命了。這10條意見是: (1)武後執政以來,以嚴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施行仁政?(2)青海邊界已沒有反復被擾的災禍,你能否不再貪圖邊功?(3)能否對寵愛的親信的不法行為嚴加制裁?(4)能否不讓宦官參政?(5)能否在租賦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禮物?(6)能否不任命親屬出任公職?(7)能否以嚴肅的態度和應有的禮節對待大臣?(8)能否允許大臣們『批逆鱗,犯忌諱』?(9)能否禁止營造佛寺道觀?(10)能否接受漢朝王莽等亂天下的經驗教訓而禁止外戚內寵專權?
姚崇的10條意見,區區二百餘言,卻都是針對他所經歷的武則天、中宗和叡宗當政以來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簡意賅,字字珠璣。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數采納,並委以大權,由此奠定了『開元盛世』的重要基礎。毛澤東非常欣賞姚崇的10條意見,對此批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毛澤東遍覽《二十四史》,歷史人物汗牛充棟,能以『古今少見』的『政治綱領』而博得他激賞的,確實鳳毛麟角。可見,能否把治國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體化為對當權者行事決策的約束和規范,是衡量一個政治家智慧見識的重要標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10條意見,不僅『簡單明了』,而且易於實施,更易於監督和評判。
姚崇晚年辭去相位,推薦宋擔任宰相。姚、宋都是對『開元之治』起過重大作用的人。姚崇在勸諫皇帝時能因其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他對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誘的進諫法。宋對唐玄宗,則直陳諍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納其建議。故毛澤東評價說:『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實際上,毛澤東更為欣賞姚崇的為政風格。武則天晚年寵信張易之、張昌宗,『二張』由此飛揚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協同宰相張柬之發動兵變,除掉『二張』,挽狂瀾於既倒。武則天退出權力核心。中宗李顯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卻流淚慟哭。張柬之斥問原故,姚崇說:『我侍候則天皇帝很久了,一分開,忍不住悲傷。再說,我以前跟隨你們鏟除奸邪,是作為人臣應該做的事情;今天告別舊君,也是人臣應該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處罰,我也心甘情願。』結果姚被貶為亳州刺史。其實,姚崇心裡很清楚,唐中宗昏庸無能,張柬之剛愎自用,並非治國謀政的明君賢臣。果然,第二年,張柬之等幾個謀劃政變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殺害,而姚崇則幸免於難。由此可見,姚崇歷經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風雲而始終能夠得到信任,除了因其高超的政治識見外,他相機行事的政治智慧和決斷力,是使其在波詭雲譎的朝廷斗爭中始終游刃有餘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毛澤東稱姚崇為『大政治家』,單一個『大』字,就足以耐人尋味。
作為封建社會的政治家,姚崇能堅持以『唯物論』精神立言行事,這在當時的思想政治環境中應是難能可貴的。
開元四年,山東發生大面積蝗災。姚崇主張殺滅蝗蟲並焚燒蟲屍。地方官員和百姓不敢捕殺蝗蟲,反而祭天祈福消災,連唐玄宗都擔心滅蝗會違背天命。姚崇列舉魏時發生蝗災不敢滅而導致草木皆盡、飢荒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現象的事例勸誡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災並非對災禍聽之任之,而是要主動救災,如果為了保護蝗蟲而犧牲人命並招致國家危殆,纔是真正違抗天命。黃門監盧懷慎認為天災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聲駁斥道:『撲殺蝗蟲解救百姓是善舉,如果上天降災禍,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擔,決不推諉給別人。』姚崇為民請命的堅強決心終於打動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滅蝗。最終百姓免於災難,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勝天』,還能站在唯物觀點的高度對待身後之事。他告訴子女死後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說,『人死了就如同糞土一樣,沒有任何知覺了,厚葬有什麼用呢』。他舉例說,翻譯佛經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贖過生的孝和皇帝、大興土木修建寺廟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終,或家破人亡,或慘遭殺戮;而沒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時期,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至仁壽』,傳說中活了八百多歲的彭祖正是生活在這一時代。他總結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毛澤東讀至此處,批注:『韓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說,幾十年後寫《論佛骨表》的韓愈,也是以姚崇之論為基礎的。姚崇並非反對佛教,他反對的是當時統治者和民眾過於沈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勞民傷財,影響國計民生。他曾勸誡唐玄宗,闡述了『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論和信仰規諫當政者造福民眾、撫慰蒼生,認為這纔是真正的『佛理』。這一異乎尋常的政治見解,無疑平添了他作為『大政治家』的內涵。
毛澤東年輕時評價歷史人物,喜歡以『傳教者』和『辦事人』來概括。『傳教者』以創立思想學說影響世人並流傳千古,『辦事人』則運用自己的纔乾為民造福、匡時濟世。姚崇就是一個政見深叡、為國為民的『辦事人』,而且這個『辦事人』還是封建社會中少有的敢於破除迷信、反對沈迷宗教的唯物論者,因此他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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