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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雪了,又下雪了。怎麼搞的,這個春天下了這麼多的雪。下雪挺冷的,我忽然仔細想,哪一年都是這樣,不下雪也挺冷的——春天,挺冷的。如果哪一天氣溫上昇到零上10?C左右,就會有朋友發來短信:春天來了!我回復:也許!真的,我不敢妄自說的。不然你說個試試,你剛一說完春天來了,第二天肯定降溫。暖氣一停,就更冷了。加一條被子,再加一條被子,有時還得開空調。
春天,其實是懷斯那樣的——依舊那麼多的雪,那麼多的冷。
於是,我就想我想想的那一個人了。
今晚,我發了兩條短信給M,我吃了一個苹果。我剛纔躺在我的長沙發上,一直在想『隔著大洋』這一句話。這是我的博文中的一句話,我當時寫它的時候,是指小說《北回歸線》中的莫娜。我與文字的莫娜,隔著大洋。我很想知道,莫娜長得是什麼樣的,她的頭發是不是金色的?而小說裡,根本就沒有寫這些。亨利·米勒就愛一反常態地寫他想寫的東西,基本上是你想知道什麼他大約是不會寫出來的。這個家伙!他寫出來的,又都是那樣的讓你意外——意外的直抵,甚至於意外的齷齪。
只對於、對於莫娜吧——米勒心疼死了,他誰也不心疼的。
米勒寫得我都心疼了——我知道他和她隔著大洋。
我喜歡莫娜——這個沒有相貌,沒有頭發的顏色,沒有漂亮不漂亮的半點痕跡的女人。
那是一個冬天,我記得。也下著大雪嗎?我記不清了。
也許,那是一個春天,在半個世紀之前。
我常誤以為冷的天氣就是冬天,實際上不一定。往往我感到最冷的天氣,卻在春天。今天,我的房間徹底冷了。冬天有地暖,室內溫度始終保持在零上25?C左右。
沒有羽絨服,米勒來來回回地走著。是的,是早春。在巴黎,一座立交橋下。
《北回歸線》這部小說與北回歸線,沒有一點兒關系。毛姆的那部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也與月亮和六便士沒有一點兒關系。
我和我的朋友,也隔著大洋。那天,他告訴我他要飛美國的消息,我的眼睛就濕了。我很怕一個朋友遠離,盡管幾年也不見一次——『我突然想你/最低限度的想你』這是我寫的。我不認為,我寫的分行文字是詩。但我認為,我寫了『最低限度』,大約這就是詩了。詩不僅是敘述和分行,我固執地想。
在我的眼睛之外,或許在另一間房間,我是看不見這一個人的。隔著一面牆也是隔著,隔著的越具體也許越遙遠。大洋,多麼的含糊啊!含糊得近在面前。我不知道,他去美國的哪一座城市,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我是一個不會問話的人,但我是一個寫文章習慣於用問句的人。
我又站在窗前看外邊,雪停了。那條路濕黑,路燈亮得微不足道。我每一回看那些豎式的路燈,就會想起喬伊斯小說裡的煤氣燈。它們度數很低,似乎只能照亮那層烏白的磨砂玻璃。它們讓我懷想,愛爾蘭的威士忌和貝克特。
我從我住的七樓看它們,數著它們。
它們照不到不該融化的雪。有汽車開過來,汽車前燈能夠照到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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