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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路先農大院
談丹崖舊居
特色:建於1925年。入口處位於洛陽道,內為組團式,臨河北路一側為聯排式。英商先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英籍工程師雷德設計。該大院為毗連式住宅樓,采用周邊式布局,由甲乙單元組成,每戶均設前後院,用於綠化美化,環境優美。該樓為三層磚木結構,大筒瓦頂,帶老虎窗。臨街的外檐牆插入花飾,形成藝術的形體對比,凸出的立面為建築造型產生陰影交錯的效果。一樓為客廳、飯廳和廚房;二樓為臥室、衛生間和儲藏室。院內綠化,遍植花草。因大院多為先農公司高級職員居住,所以取名為先農大院。談丹崖的親戚曾在此居住,談丹崖居津期間偶來此小住。
談丹崖
(1880-1933)名荔孫,祖籍江蘇無錫。生於江蘇淮安,少時入江南高等學堂讀書,成績優異。畢業後又考取了官費留日生,入日本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今日本東京商科大學)學習銀行經濟,畢業後到日本銀行實習。回國後經清政府廷試考取商科舉人。大清銀行成立,調任該行稽核,民國成立,改組為中國銀行,昇任會計局長,後轉任國庫局長。1915年籌設南京分行,任分行行長。1918年調任北京中國銀行行長。後得到馮國璋的支持,於1919年創辦天津大陸銀行,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達13年。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天津的小洋樓裡曾住過很多銀行家,他們都是那時中國金融界的風雲人物,書寫了天津近代一段風雲起伏的金融發展史。在眾多金融名家中,談丹崖因去世較早並不為大眾所熟知。但當我們走進他所居住過的小樓,翻看他的後輩為其撰寫的生平經歷時纔了解,這位當初一手建起大陸銀行的董事長,曾在那時的中國留下了很多閃光的印記。
現居天津的談煦先生是談丹崖的孫輩。盡管沒有見過這位祖父,但因為父親從小跟隨談丹崖長大,所以談煦對祖父的生平非常了解。近幾年,談煦到各地尋訪談丹崖的從業足跡,並撰寫了很多關於談丹崖的生平經歷。此次探訪談丹崖的舊宅,談煦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關於談丹崖的資料,在他的記述中,一代金融大家的生命亮點被完整地呈現出來。
談氏三代人
傾心辦教育
談丹崖幼年的讀書經歷頗為特別,因為他所上的是自家的私塾。談丹崖的祖父談壽齡,曾任四川夔州府知府等職。談壽齡身為知府,親身體會過政體的腐朽、官場的黑暗,於是,他屢次囑咐談氏子孫『不入仕途』。當時,清政府日趨腐敗,封建體制瀕臨崩潰邊緣,而鄰國日本卻因『明治維新』,國力蒸蒸日上。談壽齡深感國家興盛需仰賴人纔培養,於是晚年由四川退休返回江蘇淮安後,毅然捐資創設了談氏家塾。
年幼的談丹崖在自家私塾裡讀書非常勤奮,深得祖父鍾愛。談丹崖的父親後來也從政界返回鄉裡,他無心復出,卻有心和父親一起創辦學堂,培養後人,他當時還想到,要培養人纔,就要先溝通中外,學習外文。而當時首選的便是日文。此時,已成長為青年的談丹崖很想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中興,走實業救國之道,並將此想法稟告了父親,父子二人的想法不謀而合。
於是,按照父親的指示,談丹崖與哥哥談覲孫聯合浙江上虞的著名漢學家、考古學家羅振玉在淮安城內談氏家塾的基礎上創辦了『談氏東文學堂』,並專程到上海聘請了日籍教員。這個學堂以培養留學日本預備生為教學目標。在所設的課程中,漢文教學由羅振玉、王國維擔任;而日文、數理及體育均由日籍教師任教;學生為談氏子孫和外姓青年。這所學校培養出了談丹崖和周作民、陳福頤、路孝忱、林有任等人纔,其中談丹崖、周作民在日後都成為在中國影響較大的著名銀行家。『談氏東文學堂』也成為我國第一所留學預備學堂。
賬簿變革第一人
1900年北方興起義和團,學堂中的外國教員害怕義和團,不敢再教下去,於是,『談氏東文學堂』就停辦了,隨後,談丹崖考取了官立江南高等學堂。畢業後,他考取了官費留學生,選送去日本留學。
談丹崖在日本留學期間學的是銀行經濟專科,准備回國從事金融工作。1908年8月,談丹崖參加了前清歸國留學生學部考試,以優等成績被授予清政府商科舉人,1911年春補應廷試,被授予度支部(晚清時,將戶部改稱度支部,主管財政)主事職銜。仕途一片光明的談丹崖此時想起了祖上的遺訓:『不入仕途』。於是他不願再做官了,並堅請調離。正巧清政府大清銀行剛剛成立,試圖改革,延攬人纔,因此談丹崖被派往大清銀行任稽核。
幾年後,談丹崖奉命籌備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成立後,他被任命為計算局局長。談丹崖當即著手建立銀行的會計規程。他看到舊式賬簿已經過時,於是便引入了國外流行的新式簿記,並設立新式簿記傳習所,培訓當時非常缺乏的會計人纔,大力將新式簿記推廣到全國各地,為各地銀行所采用。這樣,談丹崖成為將銀行舊式賬簿變革為新式簿記的中國第一人,這項革新在我國銀行界沿用不衰。
平息江南『金融風暴』
在中國銀行工作出色的談丹崖後來被任命為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經理,這期間,他曾做過一件中國金融史上非常著名的事——平息了一場席卷長江中下游區域的『金融風暴』。
1915年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以後,野心膨脹,終於在1915年12月11日稱帝。當時中國銀行受控於政府,交通銀行更完全控制在袁世凱心腹、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的手中。梁負責為袁世凱籌集帝制經費,遂濫發交通銀行鈔票,為袁世凱稱帝的花費做巨額墊款。單為所謂『大典籌備』墊支的費用即達2000萬元之巨。中、交兩行資金周轉呈現捉襟見肘的窘況。中國、交通兩行的天津、北京分行在1916年4月末就出現了儲戶擁擠兌現存款的現象。
5月12日北京政府的停兌令開始實施,當天,在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出現擠兌風潮,人們手持中、交兩行的鈔票湧向各分支機構,尋求兌現銀元和提取存款。
對此,談丹崖沒有立即采取行動,而是先與江蘇都督馮國璋商量,主張在江蘇全省有限制地兌現印有『江蘇』字樣的中國銀行鈔票,以減少民眾損失,維護中行信譽,保持市面穩定。馮國璋對袁世凱稱帝、獨斷專行早有不滿,同時也不願看到在自己的地盤上出現金融混亂的局面,因此對談的主張深表贊同,願以江蘇省庫的力量全力支持兌現。在得到地方當局的支持後,談丹崖決定自5月17日起,中國銀行南京分行及其所屬蘇州、無錫、常州等江蘇省各地支行一律實行有限制的兌現,鈔票照常流通,每位儲戶每周最多可支取銀元300枚;幾天之後,江蘇省各地的擠兌風潮即告平息。在江蘇、上海等省市的影響下,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相繼決定照常兌現鈔票,存款自由提取。一場席卷中國的金融風潮就這樣在長江中下游區域漸趨平息。
談丹崖有條不紊、有章有法地在江蘇全省化解了風險,將他的魄力與智勇展現得淋漓盡致,也為他三年後在天津興辦大陸銀行埋下伏筆。
在天津創立金融王國
自江南『金融風暴』後,談丹崖感到中國銀行名為金融機構,實為官場。國家銀行性質的中國銀行,其人事安排與政治背景關聯甚深,難以施展他的金融救國、商業救國的抱負。於是他決心創辦商業銀行,以實現自己早有的夙願。
經過一番努力,1919年,談丹崖在天津成立大陸銀行。他在創建大陸銀行後審時度勢,確定大陸銀行辦行宗旨是:『辦好金融業,發展工商業,以金融資本為橋梁,過渡到產業資本。』在存款儲蓄業務上,推行他所設計的一種特種存款。即:只要一次存入171.51元,15年到期以後獲得本息1000元。當時很受廣大市民歡迎,紛紛參加『特種存款』。因為,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此項儲蓄對於養老、喪葬、子女教育、婚嫁等皆適用,頗能吸引儲戶。這項儲蓄開辦當年,僅天津一地就有儲戶一千一百多戶。
談丹崖在大陸銀行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達13年。這期間,大陸銀行與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組成『北四行』,創設准備庫,共同發行中南銀行鈔票。在華北、東北、華東等地共創設大陸銀行分支行16處,辦事處32處。其金融事業亦達到頂峰。
1933年初,53歲的談丹崖突患腦溢血辭世,金融界突失奇纔。因談丹崖生前至交甚多,他去世時,竟有六百多人為他題詞致哀,其中著名的是馮友蘭題寫的一副挽聯:『一膜未竟平生志,百代長留濟世心。』專家支持金彭育記者蘇莉鵬攝影記者姚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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