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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的傳記作品,叫《張頷傳——一位叡智的學者》,有朋友問,何以這麼大了,還寫這麼厚的書。我覺得有些獨到的體會,寫出來與年紀大些的朋友們分享。
這本書的寫作,起自一個念頭,做起來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2007年8月,退休了。當時曾經想過,是不是再揀起自己的本業,轉到歷史研究上來。我一直對魏晉南北朝史有興趣。晚年治史,一定要選個力所能及的時段。力者,智力與體力也。漢代以前,典籍甚少,非大智力者,難窺其堂奧,我原本就沒有這樣的智力。唐代以下,史籍浩繁,非有大體力者難奏其效,我過去有,現在沒有了。魏晉南北朝史,也叫中古史,時間不前不後,史籍不多不少,正是我這樣還有點功底,而體力不濟者的最佳的選擇。再就是,研究這段歷史,山西有地域上的便利。話是這樣說,實際上也不是沒有疑慮。研究這一時段歷史的,大家迭出,如陳寅恪、周一良、唐長孺等人,都是此中翹楚。這還是先輩,後進之士,想來也不會少。不管怎樣,先看看這方面的書吧,於是買了許多這方面的書看了起來,比如高敏的《魏晉南北朝史發微》,李憑的《北朝研究存稿》,還看了一些關於史學方法方面的書。
正當我沈潛其中,想有一番作為之際,一位老朋友來我家,說起晚年該如何度過,他的一句話讓我驚醒起來。他說,人上了年紀,應當是:熟門不出,生門不進。這讓我想起了金聖嘆的一句話,意思差不多,只是他的說法,讓人更悲觀些。金聖嘆的話是:年過四十,未婚者不婚,未仕者不仕,以其氣力易盡也。我已六十開外,要在歷史研究上有所作為,想想,實在是太可笑了。於是放棄了這個念頭。
也是這段時間,常去張頷老先生家裡聊天。一次在跟張老聊天時,忽發奇想,張老在考古學、古文字學上有這麼大的成就,經歷豐富而又極具個性,上過央視『大家』欄目,是公認的學術大師,何不以他為傳主,寫一部人物傳記。這可是我的熟門。於是跟張老說好,利用聊天的時間,一段一段地訴說他的人生經歷。能不能寫成一部傳記,實在說,當時把握並不大。我過去寫《李健吾傳》、《徐志摩傳》,全是依仗文字資料,這次全是張老的自述,弄不好就成了張先生的口述實錄,與我的關系就不大了。
在跟張先生聊天的過程中,感受最深的,不是張先生學問上的執著與機敏,而是張先生做人的境界與方法。比如他常寫的一副對聯:『筆墨不求縉紳喜,聲名毋得狗監知。』就該作為自己寫作的圭臬。還有:『知道自己沒油水,不給他人添麻煩。』回顧自己此生的許多屈辱,大半是沒有及早知道這一做人的方法。還有一句話,字面平常,但意義深邃:『有多大的門面,操多大的心。』這句話對我的啟發是,退休前如果說是開公司的話,如今退休了也還寫作,等於是開了個小店鋪,往後只要把自己的小店鋪開好就行了。越談得多,越深,我對寫成一部傳記的信心也就越大。
正式采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寫作和修訂,又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開始寫作後,也是邊寫邊采訪。直到今年4月,還去補充過材料。前後用了四個年頭,在我的三部傳記中,算是用時最少的。
到了後期,考慮最多的是用什麼體例。因為我知道,凡寫一書,必須選擇好恰當的體例。體例好了,事半功倍,體例不恰當,輕則事倍功半,重則全盤皆輸。直到動筆前,纔決定用『訪談體』。所以采用這一體例,是因為老先生還健在。這是我先前寫傳記時,沒有的方便。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本書的成功,得力於用這一體例處甚多。不用這一體例,難以寫得這麼生動活潑,這麼恣肆汪洋。
寫作大半生,我對自己,還是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的。看書多,學問還有一些,至於寫作的纔華,只能說平常。別說跟那些大作家相比,就是跟身邊一些作家朋友相比,也是自愧弗如。過去我說自己是三流作家,朋友們以為是調侃,不是的,至少不全是調侃,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定位。這些日子,我給自己這大半生作了個總結,可以用四個『不』字概括,就是:年齡不小,成績不大;作品不少,名聲不佳。質言之便是:成績不大,名聲不佳。
題圖攝影:郝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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