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艷

　　中華傳統廉政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社會人文內涵，對中國各個時期的政治和文化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紐帶。充分認識其在當下廉政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有助於廉政文化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對科學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是有一定助益的。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深厚的廉政文化思想。『廉』在古漢語中是指堂屋的側面，清代文字學家朱駿聲用通俗的語言對這一含義做出了明確表達：『堂之側邊曰廉，故從廣。』由於『堂之側邊』的特點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有正直、方正、乾淨、節儉等含義。從古至今，『廉』都在延伸表達著人們對待財利的一種正確態度，其基本要義是：不取不義之財、不貪不義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則是從政者的基本素質。廉政文化，則正是以廉政為根本內容的文化傳統、道德規范與社會要求。在歷代先人聖哲的無數經典著述中，我們都可以找尋到古人對從政修德的追求與向往。中華傳統文化、中華傳統美德是承載中國廉政文化的根本基石，有根纔有乾，有源纔有流，根深乾壯、源遠流長的廉政文化，深深影響著國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風俗習慣、道德禮儀……

　　傳統文化在人們心中有著深深的烙印，而作為傳統文化重要內容的廉政文化，其無形的、潛在的力量，蘊含著豐富的傳統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對人們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中國古代，『廉』這一道德修養在傳統倫理科目中極受褒揚。法家更是把廉與政治結合起來，認為廉是治國綱領四維之一，把禮義廉恥作為立國的四大綱要加以強調。

　　傳統政治文化是『從政以德』規范的雛形。溯尋中華歷史文化的淵源，我們不難發現，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廉』作為一種朦朧的『公僕意識』，就出現在當時的政治道德活動中。例如『堯戒』：『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址。』對繼承人提出了品質德行的要求。舜也曾告誡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並每三年對公職人員進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昇遷，否則就降級。這些可謂中國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廉』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和治國思想，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禮·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辯。』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屬官，其重要職能是評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潔、辯』六件事，以廉為本考察官吏的政績，稱『六廉』。三國時，諸葛亮提出『儉以養德』的思想，要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儉以養德』的德，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廉德。廉既是對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應有的品德，因為無『廉』則不『潔』，無『廉』則不『明』，『公則明，廉生威』，『廉』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之一，經過歷代的傳承發展，逐漸構成了豐富多樣的中國廉政文化體系。

　　傳統政治文化體現出公平公正的意識。『廉』作為一種文化意識的覺醒，是在階級社會產生以後，伴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尤其是貪賄現象的盛行而產生的。

　　戰國時期的商鞅認為國家的法令應當統一，並使其家喻戶曉，這樣違法亂制的舉動就無處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為邪了。孔子在《論語》中曾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何為正也？正則不偏、不斜、正派、正當，合乎法則、規矩。《呂氏春秋》記述：『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意謂做到公，則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正是由於公正得來的。繼承傳統文化，弘揚廉政文化，就要有正大光明、公正無私的作風，正直坦蕩、剛直不阿的氣節，堅持真理、主持正義的品質。古人清楚意識到，只有客觀公正，纔能實現公平正義。

　　傳統文化彰顯以民為本的執政目標。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社會大變動和文化大繁榮，廉政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確提出了『以民為本』的論點，認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為政者必須能順民所欲，滿足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樂、富貴、安定。孔子認為，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潔，不以權謀私，為民做出榜樣。《老子》記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意謂執政者不要有自己的欲望，應該以老百姓的希望作為自己的意志。墨子認為『義，利也』，義就是利，二者是統一的。只要對人民有利，為人民謀利，就是功，就是義，就應該大膽地去做。孟子則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人民纔是國家中最可貴的，人民是政權之本，大膽指出國君的地位完全次於人民，並且還提出了給民以恆產、施教化、救濟窮人等具體措施。西漢的賈誼創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體系，認為『廉』是為人為官都應具有的一種道德品質，為政者必須注意自己的品行，作為國君要做到『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仇』。

　　傳統文化衍生出『懮國懮民』文學和『清官戲』。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半封建社會中，針對貪污腐敗現象在歷朝歷代官場中的長期盛行，出現了『懮國懮民』類型文學以及『清官戲』等眾多經典作品和代表作家，傳頌至今。

　　例如，唐代白居易不僅是一位著名詩人，還是一位清正廉潔的官員，同時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通過自己的詩歌作品自覺向社會申報個人收入與財產的古代官吏。從壯年到老年，他總是以慚愧的心情，將自己在擔任不同職務時所得俸祿的多寡，悉數寫進詩中向社會公布，充分顯示了他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他75歲於洛陽任太子賓客一職時寫的一首詩中寫道：『不種一?田，倉中有餘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餘服……中人百戶稅，賓客一年祿……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有一年冬天，白居易新添置了一件用綾和絲綿制成的棉衣，他穿上後即想到了百姓的疾苦，並為此寫道：『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范仲淹『先天下之懮而懮，後天下之樂而樂』，雖屢遭貶黜，仍然奮進不息，其一生為政清明、勤勞奉公，個人生活也十分節儉，他未給子孫留下什麼遺產，卻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實踐在當時有著明顯的進步性，諸如精簡機構、裁減冗官冗費等在今天也仍有著現實意義。而歐陽修則提出『廉』應當是為官者應具備的根本道德品質，如果因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麼也就喪失了其從政的個人品質。

　　從古至今，清官戲一直是中國戲曲藝術的重要題材，宋朝的包公、明朝的海瑞、清朝的於成龍都是古代戲劇中的清官的典型形象。顯而易見，反腐倡廉一直是歷代中國百姓最基本的政治訴求之一。

　　中華傳統的廉政文化盡管有著豐富的內容，但也不全都是精華，也有著消極的因素，例如有許多針對官員的廉政說教，但卻缺少對專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監督，各種廉政思想、措施的出發點往往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人民僅被視作統治的對象和權力斗爭的工具。對這些糟粕，我們在揚棄的同時也應了解其歷史原因和局限性，並加以總結。

　　還有，在古人的一些『廉政文學』作品中，流露『懮國懮民』的同時，還看到了『出仕』與『出世』的思想矛盾，例如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我們就看到了這種思想的糾結：其中只有對官場文化的鄙夷無奈，絕望淒涼，消極避世，自我逍遙，卻沒有積極進取的奮斗精神。另外，古代清官文化是人治的產物，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所謂清官只是注重個人修身的自我行為，他們向往的『出污泥而不染』只是個別清廉者的高潔，而整體執政氛圍則是『一片污泥』。

　　傳統廉政文化有利於增強官員的自我約束能力。我國優秀的傳統廉政文化不但包含著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氣，還包含了種種廉政制度規范，一旦根植於官員的心中，將起到法律制度約束等所不可替代的效果。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傳統廉政文化潛在的熏陶、引導、滲透作用，更好地感化、優化黨員乾部的從政行為，使其樹立拒絕腐敗的思想觀念，不斷增強自我約束力。

　　廉政文化建設既要保持優良傳統，又要體現時代特色。弘揚優秀傳統廉政文化必須和發展當代先進文化結合起來，必須貼近並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契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氛圍。用『揚棄』的辯證思想來傳承傳統文化，加強當下廉政文化建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消除傳統廉政文化與當下社會的隔膜和疏離感，通過去偽存真的研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從而實現傳統政治文化與當代文化的對接，並進一步打造整個社會反腐敗的文化氛圍與輿論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