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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由於愛書並且經常不斷地購書,也結識了一批經營書籍的老前輩。他們實為書商卻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一點兒『在商言商』的影子,他們與讀書人的關系更像是親朋摯友。『買書的離不開賣書的,賣書的離不開買書的。』這是許多書業老前輩的經銷理念。在我熟悉的書業前輩中,有一位叫楊富村的老人,舊時在天津開茹薌閣書店,後在古籍書店工作。上世紀70年代,天津古籍書店一度搬到了東門裡文廟內,楊在店內賣線裝書,我從他那裡買到《盤山志》、《青雲韻注》等數部清版書。楊富村為人機警而熱情,我一進書店,他便端茶讓座,還拿出一些我想要的書給我看。那時我正在潛心鑽研篆刻藝術,搞篆刻手頭定要備有一些有關金文、繆篆的書籍,以備學習查閱。一次,我貿然向他提出,能否幫我搞到《古籀拾遺》、《鍾鼎款識》和《漢印分韻》三部書(當時沒有影印本)。他說:『您等幾天,我設法尋找。』幾天後我再次來到書店,那三部線裝書早已為我備好遞到眼前。
楊富村早年便是一位眼高手高的販書好手。他常夾著布包往來於藏書家和讀書人家中收書送書,誰手裡有何善本珍籍他心裡都有數。據說解放前他聽說章紹亭有一套《二十四史》,便親去審定。這部《二十四史》,紙質潔白,書品寬大,精刻初印,楊一眼認定為殿版開花紙,當即出資購進。這一全國企足的絕罕珍本很快便由楊售予藏書家王西銘。爾後,瑞寶齋主人又由王西銘手中購出,售予恕齋主人陳一甫。據我所知,書法家、收藏家李鶴年先生也是通過楊富村購得其先師孟廣慧收藏的甲骨。『李氏酷嗜金石,因深愛孟氏之甲骨文,但恐犯師顏,終未敢開口。孟故後,李氏以重資托楊氏代購之。』這批彌足珍貴的甲骨之所以能得以遞藏保存下來,自然有楊富村這位牽線人的功勞。
我還結識了一位叫雷夢辰的書業前輩。他是孫殿起的外甥、雷夢水的胞弟。孫殿起也是一位書商,卻十分精於版本學和目錄學。在販書中,他以耳目所見,積數十年之功,編成《販書偶記》20卷,收入古籍善本一萬餘種,備受學術文化界推崇。雷夢水15歲時投舅父孫殿起為師,於北京琉璃廠通學齋書店學業。由於售書和送書,結交了不少專家、學者。他虛心好學,很早就得到鄧之誠、朱自清、謝國禎諸先生的指教,整理編寫了包括《販書偶記續編》等在內的許多著作。雷夢辰多年來一直在天津從事古舊書業,曾在天祥市場二樓自設夢辰書社(後改名文學書店),以後也曾在古籍書店擔任收購員。他在目錄學、版本學上亦有所長,著有《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天津坊印本書籍知見錄》等。作為販書者,雷夢辰常說;『我從不把自己與讀書人之間看作是一般的買賣關系,而是盡可能為他們服務。我尊重他們,他們也尊重我。』對於雷夢辰與文人的關系,研究秘密宗教的李世瑜教授曾對我說;『夢辰雖是書商,卻勤於讀書輯錄,與讀書人關系甚篤,我匯集寶卷資料就得到過他的幫助。』我和雷夢辰接觸是他在古籍書店期間,因當年在庫房值班時中了煤氣,得過一場大病,說話不太利落,但思路頗有條理。他說;『我在個人經營古書時,由於資本不大,不能成批收購,只是在天津的早市收買一些零星的善本,有時也到山東一帶采購。所到之處有時竟也遇到罕見的珍籍,畢竟乾這一行當將近50年了。』
雷夢辰也向我講過他的一些往事;『當年梁啟超先生住在天津意租界時,藻玉堂書店的王子霖替他采購了一批又一批的圖書,為梁先生的學術研究提供莫大便利,梁老先生也將王視為朋友。我個人也本著這個原則與學者交往。我同南開大學圖書館老館長馮文潛先生聯系密切。數年來,我先後為南大送去七八十種清代版本的地方志,以及我在山東買的清朝一位親王寫給皇帝的奏折。奏折內容涉及義和團的情況。馮文潛先生病中在家裡接待我,對我深表謝意。我還曾買到一部民國年間出版的《采菲錄》,當時屬於禁毀之書,非常稀少。我考慮劇團是搞戲劇藝術的,他們一定需要,於是便賣給了天津京劇團。』
雷夢辰還向我講過這樣一件事:天津舊書業中尤以宏雅堂書店經理張樹森最講版本。1949年張樹森去世以後,其夫人袁雅文欲將張留下的善本書全部出售,北京不少同業聞訊前來購買。為了讓珍貴典籍不致散失,雷夢辰建議袁雅文對同業只是作些點綴,稍稍出讓一點,其餘大部賣給文化局。雷夢辰的意見得到袁雅文的贊同。由於被國家入藏,張樹森生前收購的珍稀善本古籍纔得以保存至今。
楊富村、雷夢辰等人已相繼離世。這些書業老前輩不僅懂書,而且窺知讀書人的心理需要,主動提供圖書目錄和線索,介紹有價值的學術資料,使讀書人受益—這是高層次的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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