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溫家寶總理的深圳講話，政治體制改革再度變得舉世矚目。溫家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基本上是重溫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論述，而鄧小平也早有過類似的論述。所以，能否啟動事實上更深層次的改革，尤其是深圳這樣的特區能否做深化改革的領頭羊，人們無疑對此充滿了期待。

　　其實，這些年，不僅是特區，其他許多省市，在政體改革方面，已多有嘗試。譬如，廣州先行先試的財政公開；譬如廣州市政協地位的提昇，即重大事項要先經政協討論纔再提交人大和市委；譬如網上議政問政等等。五六年前，雲南紅河，四川步雲、雅安，湖北咸寧等地方政改試點也可謂此起彼伏。這些實踐的最終際遇顯示，僅僅依靠體制內的力量，哪怕是高層力量，要迅速而徹底地完成改革，恐怕都不現實。如果我們權衡改革的阻力和動力，尋找一種現實可操作的方式就會發現，發展公民社會，做強做大公民社會，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公民社會的最大特點是自治，比如社區自治、行業自治。20多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不是毫無收獲。最大收獲，就是造就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有產階層，即業主階層。他們大多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對現代政治文明有足夠的了解，公民意識強烈。他們有足夠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不僅屬於當今社會的主流人群，而且不同於別的階層比如農民工階層，他們不是四海漂泊碎片化生存，而是大規模聚居，彼此之間天然有著日常生活中的豐富聯系，天然有組織性。這個階層，即以房產為主的整個中產階層，將成為公民社會的主要力量。

　　這個有相當力量的階層，也是一個相當理性的階層。有產，有知識和教養，注定了他們的克制，他們的平和，他們審慎地使用力量。換句話說，他們有相當力量，但更有相當智慧，更有相當的建設性。

　　因此，這是一個可以放心的階層，一個可以依靠的階層。他們有改變的願望和衝動，因為某種程度的停滯和倒退，的確是近年來社區自治的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以廣東而論，業委會組建比率就非常低，如果把開發商操縱的業委會也算上，廣州不過15%，深圳不過30%，而東莞更是只有10%。絕大多數社區連業委會這樣最基礎的制度設施都付闕如，所謂社區自治豈非流於空談？

　　社區自治一定程度上的停滯和倒退，就微觀而言，構成對業主權利的嚴重威脅。而就宏觀而言，無疑是自廢武功，將中產階層幾乎整個擋在公民社會的大門之外，讓他們無法自組織，一個理性的社會力量因此被廢棄，這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村莊是農村社會的底盤，社區是城市社會的底盤。政改是側重上層建築，但社會的穩定不只是靠上層建築，更需要一個穩定的底盤做依托。底盤穩，社會穩。這正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的要義所在。這就意味著，相比於政改，構建自治秩序更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社會建設的重心需要下移，即要把社會底盤當做社會建設的重心，把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當做社會建設的重心。

　　但是，無論是村民自治還是城市社區自治，由於行政力量的強行介入，近年有邊緣化的傾向。這樣的趨勢顯然不是什麼福音。如果說村民自治因為鄉村的衰敗而很難進一步推進的話，那麼啟動城市社區自治，則有業主階層即幾乎整個中產階層做後盾，動力系統足夠強大。城市社區自治屬於體制存量，法律法規相對完備，不需要多少制度創新，因而不會有太大的風險。

　　通過城市社區自治，以及職業自治、企業自治、整個社會自治來做強做大公民社會，做強做大中產階層，進而以整個公民社會的壓力，倒逼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這可能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現實的路徑。它陳義不是很高，沒有驚濤駭浪，談不上激動人心，只是靜悄悄的點滴生長。但恰恰是這種靜悄悄的點滴生長，纔最有力量。深圳之為特區，今天特在何處一直頗具爭議。其實特區新的突破口很清楚，作為全國最早發展新興社區的城市，作為業主力量、中產階層力量相對強大的城市，公民社會已經在深圳孕育，何妨在這方面先行先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