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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孝廉選纔,起於漢代止於漢代。發起人就是那個把儒學頂為『國教』、在桎梏國人上雪上加霜的儒生董仲舒。班固在《董仲舒傳》中說:『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可見,舉孝廉始作俑者,又是此人。
『舉孝廉』的思想源於《孝經》的『以孝治天下』,《孝經》上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這很合乎漢朝當家人的口味。據《漢書》載,漢代的『孝治』思想由來已久,劉邦當上皇帝後,即上其父為『太上皇』,這個在戰場上揚言與政敵項羽『同分父親一杯羹』的忤逆之徒,在取得天下後,突然高舉『孝』字大旗,做起大孝子來。自此,大漢盡吹孝風。
為什麼『無父』的劉邦為自己畫上了大孝子的臉譜呢?為什麼漢朝歷代皇帝如此喜歡把『孝』字掛在嘴邊?他們提倡的所謂孝,不在其表,而在其裡。『孝敬父母』是表,讓普天下人都做皇帝的『好子民』纔是裡子。漢文帝劉恆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過:『孝悌者,天地之大順也。』所有人都成了子民順民,統治者的寶座也就穩定了。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借題發揮,把『孝』字大旗創造性地發展為自己的政改策議。漢武帝『從善如流』,於是納董建議把『舉孝廉』確定為基本的用人制度。從此,大漢便將『孝、廉』作為選拔朝廷官員德行標准,每年都要在全國進行一次『舉孝廉』,全國各郡薦一名孝子,一名廉士進朝入仕。
『舉孝廉』開始是兩個科目:『孝』與『廉』是分開的。即孝子與廉士。後來合稱為『孝廉』,是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舉孝廉成為漢代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
『推薦—考察—基層任職鍛煉』。舉孝廉基本上分『三步走』。孝廉舉至中央後﹐按制度並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入郎署為郎官﹐承擔宮廷宿衛﹐目的是使之『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務。然後經選拔﹐根據品第結果被任命不同的職位,如地方的縣令?長?相﹐或中央的有關官職。一般情況下,舉孝廉者都能被授予大小不一的官職。
『孝』與『廉』,原先在孔子儒教那裡,不過是個人修身的道德目標,也就是說,是士大夫或君子應該達到的人格,與仕途無乾。但是到了漢武帝的董式儒教時代,當『舉孝廉』成為當時社會成員進入官場的主要門徑之後,孝敬父母,廉潔自守,一躍而成為可以邀名賈利的手段。對象從目的變為手段,很快就散發出餿敗味道。形形色色的『孝廉』開始在強大的『國教』影響下出籠。『士子』們在官方的鼓勵下,開始比賽誰更『孝』、更『廉』。『孝』與『廉』成為一種表演。
漢代的『孝廉』競賽,完全可以看作一場連綿不斷的演出。從某種意義上說,董仲舒的『舉孝廉』提議,開創了國人表演的先河,從根本上戕害了民族性格,泯滅了民族的纔氣。
從表面來看,以德為先當然也沒什麼不對,但是德這個東西並非是個標准量化之物,是可以偽裝的,可以務虛的,所以是靠不住的。事實證明,舉孝廉選拔的『人纔』鮮有真纔,而大多是偽君子。 『舉孝廉』雖然突出了孝德,但弊端很大,往往有人為了入仕,既不用功讀書,也非真的行孝,而被一些冒充孝子的官迷鑽了空子。有史以來『偽君子之最』王莽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選拔孝子做官的西漢,卻一度被『大孝子』奪取江山——大新皇帝王莽的橫空出世,標志了大漢『舉孝廉』人纔體制的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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