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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底,大陸只有38個特務組織與臺灣還有電報聯系,這就迫使臺灣的保密局不得不重新派遣大批特務以加強對大陸的破壞,但由於失去了組織系統的支持和掩護,這些派遣特務也很快束手就擒。
協助公開戰場當時秘密戰線在戰場上的對決主要反映在蔣匪軍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秘密戰線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進攻中的解放軍盡快突破蔣匪軍防線,消滅繼續頑抗的敵軍。
西北戰場。1947年秋,我黨西北地下情報網遭到破壞,大批情報人員被捕。但我黨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組織,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情報小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電訊機要部門。從1949年2月起,這個情報小組用胡宗南所屬部隊的三部電臺同西柏坡聯絡,很多情報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懷、習仲勛等西北戰場領導人的手裡。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戰軍進行了『扶?戰役』,先以一個軍的兵力,從胡馬聯軍接合部穿插迂回到敵軍背後,形成合圍後,發起全線總攻。這個情報小組在戰役打響後,利用所控電臺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達的作戰命令先發給西柏坡,然後想方設法拖上幾個小時再發給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乾擾與馬軍的電訊聯絡,使得馬軍無法增援。此役一舉殲滅胡宗南部4個軍,完全解放了關中,為解放大西北和進軍大西南奠定了堅實基礎。
西南戰場。劉鄧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在解放大西南時,得到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時任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中將參謀長劉宗寬的暗中大力協助。
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從廣州遷逃重慶後,企圖依靠盤踞西南地區的胡宗南集團為主力,憑借西南地區的險要地勢,與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如戰局不利則可退向西康和雲南或逃往國外,依靠外援,東山再起。蔣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戰略時認為,川東地形復雜,路途艱險,不利於大兵團行動,解放軍選擇此處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陝西和甘肅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根據地,交通比川東發達,補給方便,解放軍極有可能由陝南和甘南入川。於是,他親自調兵遣將,在川北集結重兵。不料第二野戰軍恰恰隱蔽地從湘西、鄂西、黔北蔣軍兵力空虛的川東入川,直逼重慶,使得蔣介石措手不及。
誘導蔣介石對防御方向作出錯誤判斷的就是劉宗寬。他作為制定戰略的參謀長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誘導戰略錯誤。他在戰略構想時斷言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由陝入川,因此建議把防御重點由川東移向川北,加強對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這一建議正中胡宗南下懷,因此得到其大力支持,從而順利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二是暗留『後門』。川東防御也是劉宗寬部署的。從圖紙上看,也有許多部隊,其實都是沒有戰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劉宗寬的設計與建議,從這裡未受阻擋就進入川東,而後直插重慶的。三是乾擾蔣軍從川北回防。他利用職權使蔣軍主力羅廣文部在川東與川北間疲於奔命,尚不及喘氣就被擊潰。尤其在重慶即將解放的最後時刻,幫助解放軍贏得了時間。
策動起義人民解放軍在渡江戰役後作戰的基本原則,就是運用毛澤東確定的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解決戰斗。首先就是決不放過一切機會和可能用北平方式爭取和平解放。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專門作出決定,責成中情部主管對敵策動起義工作。這樣,策動蔣軍起義,尤其在新中國建立前後整地區整建制地策動起義就成為當時的重頭戲。在這些起義中比較著名的有: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起義,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及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起義,『兩航』起義和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起義。
程潛、陳明仁起義。程潛在國民黨中資格老,又是當時長沙的主要負責人。陳明仁則直接掌握著長沙的守軍。從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報系統和中共華中局社會部就不斷派人做程、陳二人的爭取工作,並卓有成效。有意思的是,程、陳二人對起義有兩大顧慮:一是擔心不能得到諒解,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文字保證;二是與前線的第四野戰軍素無交往,擔心長沙解放時受到人格侮辱。為此,華中局社會部專門派員,攜帶毛澤東致程潛的電報和林彪給程、陳二人的親筆信趕赴長沙,纔最後打消了他倆的疑慮,促使其於1949年8月4日通電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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