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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記不起來是哪一年了,與畢淑敏以及《北京文學》編輯部的一些好友一起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開會。很多人都喜歡叫畢淑敏畢老師,可我還是習慣叫她畢大姐。畢大姐待人溫和謙遜,慈眉善目的,沒有一點大作家的架子,讓人覺得親近。
和畢大姐一樣,我也是當過幾天兵的人,只不過畢大姐當兵的地方是西藏的阿裡,我則在天府之國的成都。能在西藏高原上當女兵,這本來就已經是奇跡了,還不要說阿裡那樣的無人區,這讓我十分敬佩。
按說像畢大姐這樣當兵還學醫出身的人,當作家是很困難的。而畢大姐的文學創作當中也沒玩什麼花樣,現代主義或者新小說觀,基本沒有,可是她就是憑著一股子真誠坦然的心和感情,竟然就把不大好對付的讀者給感動了,硬是把那麼多對西藏和軍隊生活陌生的眼光給拉了過去。
然而更加叫人難以想象的是,畢大姐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又開始到北京師范大學去學習起了心理學。我記得當時連王蒙都沒怎麼看好這件事。畢大姐還征詢我的意見,我也是不知所以。結果呢,幾年之後,在重慶舉辦的那次全國書展上,畢大姐的《女心理醫生》據說竟然賣出了40萬冊,這個數字讓我聽上去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
那麼多年過去了,畢大姐總是懷著一種不變的真誠之心,和隨口而出像詩一般的語言,在讀者當中積攢著廣泛的人緣,不論她是繼續說著她在西藏當兵時的故事,還是帶著兒子周游世界,都一樣地受到讀者的關注。中國有很多善於解讀各種復雜文學現象的批評家,可我卻沒有看到一篇關於畢淑敏現象的解讀文章或者高論。中國評論之所以容易被人看低的原因也在這,那就是繞開難題專揀別人不知道和容易說的事去發揮,這樣的評論為人所輕視實在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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