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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地產學會執行會長、北京房地產學會常務副會長陳貴最近撰文表示,高房價、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無序膨脹的唯一生態門檻。
以提高生存成本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長,這一思維讓資本的傲慢體現得淋漓盡致。確實,從效果上看,比起其他社會動員方式,沒有哪一種方式具有資本的特有本事讓人口資源快速實現重新配置。如果北上廣深這樣的特大城市以高昂的房價、車價做城市門檻,那麼低於門檻的多數人就只能被迫做出理性選擇,逃離大城市另尋發展。事實上在房價飆昇的前一陣子,這樣的事已經在不斷發生。可以說,陳貴的理論是有先驗性的支持依據的。但缺乏過程正義的效果即使再卓越也是缺乏法理性、站不住腳的。
資本經常對弱勢者態度不屑,這是人們常常會遇到的現實,但這樣的現實不能成為控制人口增長這樣一項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據。公共政策之所以不同於私域政策,原因就在於它不僅要考慮財產水平高的人,還要考慮財產水平低的人,甚至主要應該向後者傾斜。一項合理的、善的公共政策,就是要在不同財產水平的人之間摸索並找到最大的利益交集點。北京等特大城市確實面臨人口壓力,但是消解壓力不能用衡量腰包厚癟的方法去解決。拋開民生平等的理論不談,一方面,北京的第三產業有許多領域是那些達不到陳貴式門檻的人支橕的,都市的建設有其一份汗水和功勞。富裕者與貧窮者,客觀上是一個互相離不開的共生生態;另一方面,富裕與貧窮本身是經常轉化的,如果一個夠門檻的人突然因投資失敗,是不是必須離開北京另尋生路?這有悖於社會管理的常識。
尤為要警惕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概念的濫用。在現實生活裡,每個人都可能會面臨叢林法則的考驗,但是公共政策應該是陽光,而不能選擇誰強大就照耀誰。將這二者混淆並成為政策,則社會共同體所必須依賴的和諧基石就會動搖,競爭關系將取代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合作關系。如此,非亂套不可。
沒有人不願意自己的城市井然有序文明規范,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不能靠拒人於城門之外,而要靠紮紮實實地提昇城市的產業水平和社會文明水平。高等級產業和文明程度自然對高素質者的吸納力強而對低素質者的排斥力強。
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今天,我們也發展到了這個節骨眼。解決難題不但要有相應的物質能力,還要有與之匹配的思維。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大都市應該有的包容胸懷和大度氣質。有了這樣的內涵加之貧富者都可接受的剛性公共政策,控制人口的難題纔有望破解。以鄰為壑式的控制方法一定是錯誤的解法,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解題,那麼城市化這一戰略進程將走向其目標的相反岔路上去。(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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