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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規劃收官和『十二五』規劃謀篇的交替之年,2010年10月的北京,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召開,時空方位將人們的目光引向未來,引向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和人民幸福尊嚴至關重要的下一個五年。
五中全會最大看點是討論審議『十二五』規劃,『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則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任務。
如何看待這次轉型的歷史方位?今年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任仲平文章』論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就提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有三次重大變革,那就是60年前的社會制度轉型、30年前的經濟體制轉軌和今天的發展方式轉變。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擇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基礎,第二次『經濟體制』抉擇激活了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泉,這次『發展方式』抉擇將奠定未來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格局。
由此可見,五中全會、『十二五』規劃,開啟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第三級跳』。這一跳,將在未來五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將為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完成關鍵的改革。為此,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建立均等化公共服務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和以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將從深度和廣度上全面、協調、聯動推進。
這是改革的大考,這是轉型的攻堅。攻堅戰能否攻下,取決於兩大硬仗,一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和速度,一是政府自身推進『善政』趨向『善治』的程度和速度。這兩大硬仗,都是無可逃避的持久戰。
就經濟結構調整來看,過去五年,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於舊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強大慣性,由於科學發展觀在一些地方貫徹不夠有力,由於急功近利的『GDP主義』在一些地方還大有市場,使得經濟結構調整在一些地方『名調實不調』,甚至寧願飲鴆止渴,也不敢壯士斷腕。這使得經濟發展總體上仍呈粗放狀態,經濟高速度增長的另一面是資源環境、民生幸福和社會和諧的高代價。重速度輕效益、重出口輕內需、重GDP數字輕民生投入,並不是個別現象。
經濟結構『調而不快』『調後反彈』,發展方式『轉而不快』『久推難轉』,中央高層深刻洞察,五中全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就是針對調結構面臨的阻力和難度發出的政治動員。而體制的突破,將是決定攻堅成敗的關鍵。只有從體制上對片面追求增長速度、違背市場規律的資源配置、以GDP論英雄的乾部考評來一個釜底抽薪,纔能讓調整結構的雷聲變成雨滴,纔能徹底解決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纔能優化產業結構。
就政府自身轉型來看,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透明政府、廉潔政府,已經是既定目標,步伐也已邁出。但毋庸諱言,實現這五大方面的『善治』,阻力與難度同樣不小。說到底,除了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工作與管理方式,還需要社會建設的落到實處,需要培育公民社會和社會自治機制,並從制度上給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提供渠道。
寄望『十二五』期間解決的所有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無論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建立競爭性市場格局,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還是改革資源要素的配置方式,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真正實現中央高層宣示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都必須直面利益格局的重構,落實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
9月1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長』理念,人們預期會在『十二五』規劃中得到體現。這個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一脈相承的理念,要旨是通過更加全面、均衡的發展,使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公平正義、民生福祉同步前行,而這些,正是轉型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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