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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現有422個智庫機構,數量僅次於美國;大多數印度智庫關注的是發展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駐新德裡記者毛曉曉
近年來,印度智庫發展很快。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印度現有422個智庫機構,數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大多數印度智庫關注的是發展問題,研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只佔智庫總量的15%。為深入了解印度智庫運行和影響力情況,《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專訪了新德裡知名智庫——政策研究中心(CPR)主席普拉塔普·梅塔(PratapBhanuMehta)。
不過分依賴政府等資助方梅塔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政府和社會學教授、印度尼赫魯大學哲學和法制教授。他說,相比較而言,美國智庫對政府的影響更大,智庫學者也可到政府中任職,但在印度,很少有學者到政府任職,更多是以參與顧問委員會的形式,向政府建言獻策。因此,印度智庫面臨的挑戰也不一樣。
遇及戰爭和有爭議的重大社會問題時,印度政府會請智庫學者牽頭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對相關問題進行評估。在此過程中,印度學者可以獲得政府文件,評估結果分可公布和不可公布兩部分。1998年印度核試驗前後,印度政府就請頂尖的國際關系學者組成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定期聽取他們的意見。
盡管印度智庫量不少,但與美國的智庫比起來,印度智庫得到的資金支持量要小得多,智庫規模相對比較小,影響力也有限。CPR就算是印度比較大一些的智庫,有16位常任研究員,30位副研究員,而在美國,這就算規模小的。美國智庫有大量的私人慈善捐款,而印度向智庫捐贈的人很少,這也是CPR規模難以擴大的原因。
梅塔說:『我們的確面臨不小的資源挑戰。政府資助並不多,而且你的資金來源也要能保證你的獨立性。你不想要那些指使你支持某種結論的企業資助,你也不能過分依賴政府,雖然政府沒人正式地跟你講什麼不許說,但是他們會控制資助,智庫會擔心政府對他們的想法如何反應。因此我們也接受政府資助,但不過分依賴。』
梅塔表示,美國智庫往往與政黨聯系在一起,更以政黨的思想劃分,印度也有些智庫與相關政黨聯系,但比起美國來,這種聯系要弱得多。『我們政策研究中心是不傾向於任何政黨的,非政黨化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靠學術自由吸引人纔梅塔認為,智庫能吸引到人纔,有幾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對於任何有纔能的人,我們的工作就是支持你做得最好的事,所以我們在這家智庫經常會同時存在支持和反對的兩種聲音。』
當然,梅塔說,智庫也要不屈服於其他方面的壓力。『比如,你不能僅僅因為受到公司資助而支持一些結論。我們的很多言論對政府批評很嚴厲,也會面對政府的很大壓力。』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梅塔認為是很多人看重他的同事是誰,是否願意一起工作。
第三個是資金。梅塔說,這並不是個小問題,尤其是在德裡。但他強調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學者往往也有很多選擇。他們不會有非理性的期望值,CPR能提供的薪酬肯定比不過大企業開出的價碼,但也保證學者得到不錯的待遇。
CPR目前提供的起薪,比德裡的大學頂尖水平的教授的收入略高一些,即略超過每個月10萬盧比(約合1.5萬人民幣),大概在11萬到14萬盧比之間。梅塔說,作為學者還可能有稿費和項目經費方面的收入,但前提是這必須是公共研究,所有研究結果必須向公眾公開的,促進公共利益的,不是私人諮詢。
吸引到人纔,如何保證智庫高質量的運轉?以CPR為例,梅塔說,這家智庫是由多人組成的理事會管理,理事會成員包括學者、前政府官員、公司及法律方面人士組成。理事會的任務是保證智庫接受的項目符合獨立性等標准,確保每個成員的素養和研究質量。
印度海歸面臨體制挑戰梅塔提到,印度現在一些出國留學的優秀人纔希望回國,因為美國的制度已經很成熟了,不像印度和中國處於變化很快的時期。在美國研究機構工作感受不到成為社會巨大變化的一部分的興奮。
『也許你的意見10次裡9次都沒被接受,只要有一次被接受了,可能產生的影響規模是很大的。中印兩國都有10億以上人口,想想這是數億人正在實踐的社會試驗,你難以預測結果會怎樣,你能感到這帶給你的興奮。這已經形成對優秀人纔回國的吸引力。』
梅塔指出,印度的問題是體制的接受度還不夠。雖然學校往往是學者更願意去的地方,但很少出國回來的人纔能進入到學校裡,因為學校職位的任免摻雜了更多政治,讓他們不信任。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印度海歸選擇到智庫工作的原因。
雖然最近印度有大學希望從外國僱用長期教員會帶來變化,但梅塔認為這種變化會很慢。就像他最近一篇發表在《印度快報》的個人專欄上的文章指出的,印度尚未自由化的領域就包括教育。當然,他說,已經有不少人短期回來進行合作項目,慢慢地了解印度的環境。
梅塔說,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因為中國有這方面的政策,經常能看到回國人員在學校領導科研小組。當然學校裡面的人對外來的人會有排斥,但總的來說中國在解決體制接受度方面似乎比印度要好。
智庫作用的變化和挑戰梅塔認為,智庫對政府的影響力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在政府需要立即作出的決定上,比如印美核協議談判問題、印度全國農村就業保障計劃等,如何影響這些政策設計,是智庫影響力的直接試金石。
而更大層面,則是智庫如何慢慢改變政府的意識。梅塔說,這並不直接涉及政策乾預,更多地並非指出對錯,而是提昇政策討論的質量,比如一些討論根本的結構需要改變。自然,這是個比較長的過程。
梅塔說,印度與美國簽署的民用核能協議就是CPR對政府發揮影響力很好的例子。『我的一些同事是持反對意見的,而這些反對意見迫使政府提出更好的方案,政府並未按照他們說的做,但他們的工作的確使得情況變得更好。』
他認為,很難客觀衡量智庫對政府的影響力,學者的思想要有影響力,需要政府首先要接受這種思想。而且學者很多意見只是起參考作用。
梅塔特別指出,自從他任職以來,全球化、互聯網和公民社會的發展這三個因素極大地改變了社會對智庫和學者的要求:
首先,雖然印度智庫傳統上一直都與國際上有聯系,比如參加雙邊和多邊會議以及做訪問學者等,但全球化使得智庫必須系統地重新加強與國際各方的聯系。
第二是對學者工作的內容要求更高。15到20年前印度政府希望從學者這裡得到的,主要是有一定學術分析的綜合材料,但互聯網出現後使得這種工作不再有意義,任何政府的秘書只要上網搜索一下就有。『因此智庫和學者應該進行更有價值的工作,你要想明白你的附加值在哪裡,尤其是學術研究對政策的影響。』
第三,智庫不再像以前那樣依賴於通過與政府的人脈關系影響政府政策,與公眾溝通,教育和影響公眾,也成為智庫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