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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生 財經評論員
20年前的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黃浦江邊敲響了第一聲交易的銅鑼,雖然在此之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有了股票交易的櫃臺市場,但現在人們通常是以這聲銅鑼作為規范化的中國股市的起點。按此標准,今年的12月19日恰逢中國股市建立20周年,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各種紀念活動色彩紛呈。在報刊上,在電視屏幕上,一些親歷者的回憶讓我們重新回味這個市場所走過的曲折道路,而當時一些熱門事件後面的不為我們所知的內幕也開始浮出水面。
回顧中國股市20年來的一些風雨歷程,一些曾經在市場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事件,無疑是重頭之戲,而在這中間,發生於2000年的《基金黑幕》事件無疑又是『重中之重』。這篇發表於《財經》雜志的報道,揭露了當時紅得發紫、受到監管部門厚愛的基金的種種陰暗面,粉碎了管理層曾經給基金涂抹的美好油彩。盡管當時已經建立的10家基金公司發表聯合聲明對此予以抵制,並揚言要把《財經》雜志告上法庭,個別在市場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也以『兩歲的小孩也會尿濕褲子』為理由為違規基金辯護,但證監會在市場輿論的壓力之下,還是展開了對基金的調查,一些違規基金受到了處理。時任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在一次公開講話中也認可了《基金黑幕》這篇報道並且表示歡迎新聞媒體對市場的監督,證監會還以此為契機,制訂了一系列加強基金監管的法規性文件。
10年前發生的這起《基金黑幕》事件,似乎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但是,在這次紀念20周年的活動中,親歷者的回憶卻讓我們看到,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當年參與《基金黑幕》采訪、寫作的原《財經》雜志記者李箐透露,《基金黑幕》發表以後,『來自權力部門的問題是,你們從哪兒拿到的報告?你們做這樣一個稿子是什麼居心?你們是在破壞基金市場,破壞整個投資基金的聲譽,各種大帽子就扣了過來。上交所馬上開展了調查,包括從門衛那兒查出入登記,就查到了我們。』『上交所查到我們曾經進入交易所的記錄以後,就認為我們很不好,把我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直到今天,我用我的名字登記要想進入上交所,仍然是進不去的。』(見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著《財富與夢想——中國股市1990-2010》第10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讀到這裡,我們纔知道,原來上海證交所有一張秘而不宣的針對新聞記者的『黑名單』,而且至今仍在發揮作用。一位曾經對促進中國基金業規范化建設有過貢獻的新聞記者,在證交所卻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這種事情居然發生在以信息公開為基本依歸的中國股市的核心場所,這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按照我國的有關規定,除了涉及國家機密,新聞記者的采訪不應當受到阻撓,像證券交易所這種隸屬於中國證監會的機構,已經具有政府行政機構的性質,更應該以謙卑的態度接受新聞媒體的采訪。但是,上海證交所設置的這個『黑名單』,卻將一部分合法記者的采訪權粗暴地剝奪,這種行為不僅侵犯了當事記者的工作權利,實際上也侵犯了投資者了解市場信息的正當權利,這與監管部門一直倡導的信息公開原則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在紀念中國股市20周年的時候,一些被證監會欽定為信息披露指定報紙的專業證券報開足馬力對市場大唱贊歌,相信它們的記者不會在交易所吃到閉門羹。20年來,中國股市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種成就不應該成為掩蓋市場所存在問題的迷霧,以虛幻的『市場整體利益』來拒絕媒體的監督,甚至以證券交易所之尊來充當市場違規現象的擋箭牌,給市場制造『鶯歌燕舞』的假象,只會使被掩蓋的問題肆無忌憚地發酵,使投資者的利益失去保障。目前的信息披露指定制度實際上是公權力利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費來收買、挾制證券媒體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已經對中國股市的輿論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證券媒體不應該只是信息披露的承擔者,它更應該是市場的監督者、批評者,而且這種監督、批評的對象理應包括證券交易所和證監會。證券媒體的責任,不應該是監管部門的『衛道士』,而應該是股票市場上投資者利益的『看家狗』,因此,市場更需要的是具有職業良知的媒體和記者來擔當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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