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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人民日報》搞了一個調查,提出了我們的城市越來越不宜居的現實問題,發人深省。12月8日人民網載文介紹四大直轄市『十二五規劃』中均把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列入具體內容。
關於我們的城市『患病』的言論,久已有之,現在再次提起,一點都不『聳人聽聞』,城市究竟使『生活更美好』了沒有,久居都市或初來乍到者都會有切身經驗感受。一個生活在『落後山村』裡的老農民進城,要麼被高空墜落的鋼管砸死,要麼掉進沒有井蓋的下水道裡,要麼就被無處不在飛馳的汽車撞亡,要麼就被城市管理人員追得雞飛狗跳,這已經不是虛構的小說情節,當年令人捧腹的『陳煥生進城』,今天恐怕要置換為『陳煥生出逃危城』。
只是,在探討城市諸種問題時,顯然形成了思維定勢,習慣於把『不宜居』與『城市病』劃起等號,把兩類應屬於不同范疇的概念糅合在一起。這樣的方法論,並不能有效幫助人們找到通向『幸福宜居』的金鑰匙。
任何一座城市,本質上都是以人為屬性的社會關系,所以纔構成一個不斷新陳代謝的城市巨系統,只要這個有機體的生命力是穩健的,城市天然就會具備自我淨化和修復功能,其環境和資源承載力顯示彈性增長。古希臘時代的城就是國,國以城牆為界,牆池之內人口密度之大,超乎想像。由於有商社會的人與資源自由配置功能和產權交易的明晰導向力,共和城邦對市民倍有親和力。上海世博中國館內迎客廳上展出的『清明上河圖』,觀者看到的不應只是當年古城的繁華,而是以城市為依托的人的繁華。
所以,只有透過以人為本的維度,纔能把脈城市的諸種疾恙,我們纔能端得出對癥下藥的方子來。之前曾有媒體作過不完整的調查,顯示城市人對城市文化參與度並不高。依筆者估計,大多數的都市人應劃入『沈默的大多數』甚至是『冷漠圍觀的大多數』,雖然口口聲聲在私下抱怨城市種種不便,但從來沒有表現出參與解決問題的進程中的志願。就拿城市規劃來說,大多數人都有一種交給知識精英或技術官僚了事的依賴心理,並不想放大知識精英或技術官僚也會受困於利益衝突的可能而作出『科學的另一種安排』。科學意味著多種選擇,打科學規劃的旗號,有時往往就做的是『私活』,沒有大眾的監督和各種利益群體的多方博弈,僅憑定理、方程式、圖紙,是不能使城市貼近大多數。除非把人也降格為『無意識的物』,否則規劃部門就能讓『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純粹是空想主義。
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城市,在不斷動態平衡的生理平衡中,也會出現一些『不適』,正如只要是個活人,只要活蹦亂跳,就會有出汗感冒發燒等。假如身邊的人就此噓寒問暖,病人反而通過一次疾病而感受到生活的溫情,假如身邊的關系人無一關注,冷眼以對,那對這個只患小病的人來說是一次致命的殘害。城市也是一樣。在其出現『患病』時,如當垃圾圍城時,只要市民們,尤其是垃圾生產大戶們,自願響應『垃圾分類』號召,發動官、民、學三位一體的公民社會行動,城市垃圾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蒙特利爾那樣的垃圾城市公園也會出現在我們自己的城市。
一個有防災能力的城市應對危險方式作業生產保持零容忍的態度,一個有良心的城市應讓風餐露宿的農民建設工至少有足夠安全的勞動和衛生環境,一個有教養的城市應是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城市。所以,透過『人』,我們可以說,城市怕的不是城市『通病』,而是怕患上『怪病』。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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