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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供職的單位———山東省工會管理乾部學院,是一所成人專科高校,前不久,學院內設各系全部改稱『學院』,如『信息工程系』改稱『信息工程學院』,『會計系』改稱『會計學院』,一時之間,全校盡『院』,環樓皆『長』,成為同事們的笑談。敝校知名度不高,近因襄樊市改名襄陽市且已得到國務院批復同意,纔掀起一輪新的改名風潮,網上就掛出了湖南耒陽市擬改為『蔡倫市』的動議。
我國不僅幅員遼闊,而且歷史悠久。平時極少關注的地名,可能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或自然因子。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當年『體國經野』的模樣,經過幾千年歷史的衝刷、疆域的變遷和區劃的調整,許多地名大都經歷了多次變異,目前留在地圖上的標識,不過是晚近歷史的產物。以此之故,地理更名實在不足為奇。以我有限的視野,我國的地理改名,因行政區劃的調整,為統籌兼顧、平衡各方的政經考慮,似乎效仿將父姓母姓共同納入孩子姓名的新潮命名規則,從而產生了襄樊(襄陽、樊城)、荊沙(荊州、沙市)這樣的命名敗筆。如果說,這樣的改名尚無明顯的商業動機和官場動機的話,那麼,思茅改名為普洱,徽州改名為黃山,灌縣改為都江堰,大庸改為張家界,甚至張家界的『南山一柱』(又稱『乾坤柱』),因美國大片《阿凡達》的票房飆昇而更名為『哈利路亞山』,就帶有鮮明的商業動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品牌效應和知識產權無疑屬於十分重要的市場資源。全球化時代,物流、金流、『人流』,已經較少羈絆,在品牌效應與知識產權不足的情況下,借用一下自然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名山、名人、名產、名氣,從而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對於吸引資源,提昇人氣,改善投資環境,促進本地發展,實在沒有太多值得批評之處。
我國是一個官本位傳統極其悠久的國度,加之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兩者弊端的聯姻,處於幼年時期的市場經濟,往往帶有『市長經濟』或者『官場經濟』的突出特征。即使在地理改名這一本來帶有文化味的施政行為中,也帶有濃重的官場效應和權力磁場的痕跡。河北省會石家莊的改名風波,曾經引起輿論大嘩。其改名動機是否真有書記、市長擔心被人誤為莊支書、村主任,可另當別論。而江蘇宿遷的駱馬湖,不知是否預兆著當地官員『落馬』的宿命,非欲更名為『馬上湖』。被稱為『中國好望角』的山東半島最東端的『成山頭』,古有秦丞相李斯題寫的『天盡頭』,今有前任總書記胡耀邦手書的『天盡頭』,就因某位政治人物到此一游與仕途末路的偶然巧合,而將景區碑刻改為『天無盡頭』。在我國,自秦代實行郡縣制,縣級政區的存在,已逾2000年。然而,在一些官員的心目中,『縣』這一名稱似乎包含著『落後、狹小』的地域涵義,必欲改之而後快。於是,就有了山東『鄒縣』改為『鄒城』,重慶萬縣更名『萬州』,恰恰忘記了在歷史上『鄒縣』與『萬縣』有著新名萬分不及的知名度。與此同時,在行政管理上,也留下了市比縣更優越、更進步的標記,按照某些指標,將大量的『縣』改為『縣級市』,從而在中國出現了正省市、副省市、地級市、縣級市共存的各種亂象,同為市長,級別懸殊,假如各級市長組團出游,一定笑話一籮筐。
據12月7日《中國青年報》,『學者研究分析,一個150萬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後,辦理一個二代身份證就需要花費2000萬元。而像襄樊這樣的中等較大城市,更名耗資或將以億元計』。地域文化的發掘、歷史記憶的追尋,地名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尊重地名文化,並非地理名稱一成不變。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尊重歷史自然積淀,以是否有利於民眾福祉,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是否有利於文化傳承為前提,而不應囿於短期的商業利益,更不能囿於官場的宿命哲學,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地理改名熱,纔不會變成『綁架歷史』、『劫持文化』,至少在現實利益上還應珍惜納稅人的權利與奉獻。
作者系山東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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