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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5日,為了護住130元現金和一部手機,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內被害。辦案時,民警獲悉,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供養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
近日,這則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在網絡上熱傳,並展現了一個溫暖的、童話般的結尾——4年如一日,當年那些辦案的警察們始終在默默地接力資助著這三個孤女。
堅守背後,是什麼打動了他們的心?昨天,本報對話當事的杭州市濱江區3名民警。
陸鈞
時任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黨委委員、刑偵大隊教導員,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吳仁賢
時任刑偵大隊重案中隊中隊長,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
沈劍平
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長河派出所所長
關鍵詞
杭州民警資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現金和一部便宜手機,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濱江區長河鎮被害。破案時,杭州市濱江區民警了解到,該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時遭遇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維持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的生活。
為了讓這3個孩子不輟學,濱江區公安分局的陸鈞、吳仁賢、沈劍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養這三個孩子的擔子。截止到發稿時,民警們4年來已累計捐款近8萬元。如今,三個孤女中,大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兩個小女兒正在讀大學。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最初,是什麼觸動了你?
陸鈞:一位單親媽媽,40歲了,丈夫早逝,為了供養兩位古稀老人和3個女兒,獨自一人到杭州謀生,遇難前,她還死死地護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僅有的130元錢和一部便宜手機。後來,我們還獲悉,案發前幾天,她剛剛把掙來的幾千塊寄給女兒做學費和生活費。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她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遇害的?
陸鈞: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們接到報警,濱江長河江邊一出租房內,一中年女子被殺。後經調查,案發當天,幾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後聊天,也許是認識被害人,他們說去那裡『要點錢』。這些人來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為由敲門進入,並用凶器威脅她交出財物。被害人拼命抵抗,打斗中,對方連捅數刀,被害人倒下後,他們搶走了手機和130元現金。
京華時報:在案發現場,你看到了什麼?
陸鈞:接警後,我們馬上趕往出租屋,死者是個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實那也算不上是個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牆邊上搭出來的一個小棚子,不過五六平方米。那麼小一個房間,一眼看去什麼都看清了,除了一張床,牆上掛著幾件衣服,床邊有個紙板包裝箱,算是她存放貴重物品的地方,其實也就是一些換洗的東西。最起眼的,也不過是一臺破電視機,很舊了,就值幾百元。
京華時報:當時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嗎?
陸鈞:房間裡實在太簡陋,起初以為那女子是撿破爛的。但辦案民警仔細查看現場後,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麼營生的。後來,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證實了我們的推斷。
受害者的鄰居也交代,她非常節儉,平時除了出門,基本是穿固定的幾件舊衣服;吃的,也是隨便煮一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
京華時報:第一次接觸受害人的女兒是什麼時候?
陸鈞:作為警察,在業務上我們更關心嫌疑人的情況,最初並沒有過多考慮受害人家庭條件怎麼樣。案發後的一天,在長河派出所裡,一個身材單薄的女孩子,穿著一件褪色的黃色滑雪衣,一雙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這些衣服在杭州好幾年前就沒人穿了。她站在那兒,不多說話,眼神特別茫然無助。我問了一下辦案民警那女孩兒是誰,民警說是受害人的女兒。我這纔知道受害人有個女兒,她是來給母親處理後事的。
京華時報:你當時什麼感覺?
陸鈞:覺得這家人真不幸。通過走訪,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鄉,相識的人都說她是個苦命人。她家是湖北農村的一戶普通人家,靠種地生活。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兒要上學,丈夫去廣東打工為孩子掙學費,卻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車禍去世。事後,肇事司機逃逸,家人至今沒得到分文賠償。
這個中年女子被害時,家中還有一對古稀的父母和三個正在求學的女兒。她的老鄉說,看家中種地的收入遠遠不能供孩子上學,已經40歲的她纔聽從老鄉勸說,於2005年12月到杭州掙錢。
京華時報:怎麼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該給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賠償?
陸鈞:我們很快鎖定嫌疑人是在附近乾活的三個油漆工,這三個人也很快落網。具體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講,3個犯罪嫌疑人有一個30多歲,另兩個纔20歲左右,一個判的死刑、一個死緩,一個判無期徒刑。但殺死她的這些犯罪嫌疑人,家裡也很窮,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乾一天活也就30塊錢,根本沒有民事賠償能力。
我們當時還獲悉,3個孩子中,大女兒當時正在上大學,二女兒、小女兒在上初中,母親不在了,她們肯定要輟學。
『存折上的餘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京華時報:你們誰先決定幫助那3個孩子的?
陸鈞:已經記不得當時哪個同事先說了一句『我們能不能幫幫這3個孩子?』聽到這句話後,大家都點頭。有位同事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作為職業,被害人從事這個不太光彩;作為母親,她是偉大的,她是迫於生存壓力,纔不得不那麼做的。
京華時報:資助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陸鈞:她大女兒到派出所來料理後事時,我們發現她沒吃沒喝,就給她買了盒飯,後來聽她說,奔喪的車票錢都是找同學借的,民警就自發地為她解決了住宿、吃飯的費用,大概給她湊了幾千塊錢。案子破了後,我們了解到嫌疑人沒有賠償能力,便自發地為她們捐款,大概有2萬塊錢。後續的事情都是吳仁賢在具體負責,他做得很好。
京華時報:都有誰為孩子們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是我身邊的同事,比如時任刑偵大隊教導員的陸鈞,長河派出所所長沈劍平,預審中隊長孔國芳,內勤楊慧琴等人,之後還有我的朋友、鄰居等,他們聽說這個事情後,都很感慨,都願意出一份力。人數記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4年來,大伙兒累計給三姐妹捐款近8萬元。
京華時報:這些錢怎麼給孩子們?
吳仁賢:考慮到三個女孩兒都沒什麼社會經驗,如果一次性給錢太多,她們可能會覺得錢來得容易,既管不好錢,也不利於她們的成長。大伙兒在農行高新支行開了一個賬戶,像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一樣地運作起來,善款統一打入這個賬戶,然後逐月匯到三姐妹的手裡。
每個學期開學,我們會把孩子們的學費都匯過去。平時定期給大女兒匯生活費,然後由大女兒負責三姐妹的生活費分配。最多的一個月是1000多元,按當地的消費水平,夠孩子們生活需要了。
京華時報:聽說幫你們匯款的銀行職工後來也自發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我不知道銀行捐款了。後來纔知道,銀行的工作人員聽說了我們的資助計劃後,全體員工悄悄地給三姐妹捐了2萬多元。這個網點,從上到下總共也就10來號人。此外,也有朋友問我要賬號的,所以經常有『來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餘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我們告訴大女兒,她媽媽很偉大,可以說忍辱負重吧。』
京華時報:三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
吳仁賢:大女兒已經畢業參加工作了,二女兒和小女兒還在上大學,二女兒目前身體不太好。
京華時報:和孩子們見過面嗎?
吳仁賢:見過兩次大女兒,一次是她來杭州實習時,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來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輕人沒什麼差別,很陽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吳叔叔』,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和我女兒見了面,兩個孩子聊得很投機。最近一次見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給我打電話,我帶著老婆和刑偵大隊的同事們,一起請她吃了飯,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交流。不過說到妹妹時,大女兒就皺起了眉頭,她們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髒病。
京華時報:你也很擔心二女兒的病情?
吳仁賢:對。有一次我給大女兒打電話,聽她聲音感覺很不開心,問她到底怎麼了,一開始她不說,再三追問下纔說二妹心髒病發作,在學校當地醫院救治,情況很危急。她說怕我們擔心所以沒說,想自己一個人處理。大女兒很懂事,這些年來承受了這麼多事情,她比同齡人要成熟。
京華時報:和孩子交流時,會提到她母親的工作嗎?
陸鈞:案情通報的時候,大女兒知道了媽媽的工作,因為這是避不開的環節。不過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們從不刻意提。我們告訴大女兒,她的媽媽很偉大,可以說是忍辱負重吧。孩子也說不怪媽媽,有時候她們會自責,說拖累了媽媽。
京華時報:媒體報道之後,有人願意幫助她們麼?
吳仁賢:有人表達過這樣的意願。但從我個人來講,我更希望的是輿論不要傷害到孩子。她們漸漸長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體聯系我時,我還幫著撥電話給大女兒,讓他們聊一聊。但現在我特別後悔,因為有媒體老去追問孩子,『你知道你媽媽當年做什麼工作嗎?』
另外,我們還很反感有的媒體報道時,一味地強調『賣淫女』、『站街女』這樣的字眼,公安部已經建議稱『失足婦女』了,為了吸引眼球強調那些,我擔心會傷害到孩子。
『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
京華時報:有人說,因為你們的救助,她們姐妹3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
吳仁賢:我們每個人捐的錢不多,但這些錢匯集起來,可以讓三個女孩兒完成學業,沒有讓她們因為家庭變故和貧困而輟學。我們幫助她們,其實也並不艱苦,這只是一個平淡、簡單的過程。
京華時報:你們打算幫到什麼時候?
吳仁賢:目前還在繼續,至少要到三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大女兒上班第一天就打來電話說,她掙錢了,她要自己擔起照顧妹妹的責任,我們沒同意,畢竟她剛畢業,大城市生活壓力又很大,打拼很不容易,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幫她們完成學業。
京華時報:你在長河派出所工作這幾年,類似的救助做得多嗎?
沈劍平: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一兩次,不過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樣。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機酒後駕駛,車撞到了石頭上,司機當場死亡,車上的乘客重傷。肇事司機是外地到這邊打工的,人已經不在了,家裡也無力賠償。最後,我們向上級打報告,給重傷者出了醫療費用,最後還給了他3萬元的生活補助。
京華時報:需要救助的人這麼多,以你們個人的力量能幫得過來嗎?
沈劍平: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騙過來的失足青年,他們獲救後沒有車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個鐵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萬把塊錢,幫助了很多人。其實,我們就想著,遇上了就幫,幫一個算一個。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們能出點補助,卻不能代替作案者賠償。
京華時報:你有什麼期待麼?
沈劍平: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因為更多的救助要通過整個社會來完成。我覺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當時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國家先行賠償給受害者家屬,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來還國家這筆錢,這樣做,起碼像我們救助的這3個女孩的家庭悲劇就會少發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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