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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講學。他開始充滿好奇的交流願望被一種厭惡情緒所替代,在梁啟超、丁文江給他舉行的餞行宴席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坐而論道』不以為然,一再強調知識分子應有的實踐精神。羅素贊成的實踐方式是:每天前進一寸,不躁不餒。他說,中國需要有『一打好人』,敢於承擔責任,敢於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
我覺得,羅素看到了中國文化人的一個毛病。直到今天, 『坐而論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還是根深蒂固,它們似乎已經融化在我們的血液中了。一位老報人在20世紀40年代就指出:看今日中國社會的通病,就不能不承認大多數國人(主要指知識分子)之好高而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以至我們多少事,唱了多年而無結果,或僅有外表而無實際,花費了許多金錢、時間、精力,而與實際的民生一無裨益。
我以為,五四時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真正進行反省的時期。當時的科學家任鴻雋曾批評中國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功夫』,不如西方科學,『在事實上做功夫』;王國維、陳寅恪也一再講中國人是『實際的,而非理論的』,都有這層意思。這個特點與中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理念一脈相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中國特色。
做學問並不是為了學問本身,也不是為了用學問服務於社會,而是拿學問作為換取世俗地位的籌碼。前些年,我國有關機構曾對城市居民作了一次關於『最喜歡的職業』的調查,結果是,絕大多數的人最喜歡的職業是『做官』。如果今天做這個調查,結果如何或許只要看看考公務員的規模就知道了。我以為,乾某件事的目的如果不在這件事本身,而在另外某件事上,如結婚不是為了愛而是為了錢,那就叫世俗。而生命的本質在於,乾某件事的目的就是這件事本身……而今天,我們都可以問問自己,我們選擇某一個職業、做某件事情,是因為愛而選擇它嗎?
關於這一點,我國著名報人趙超構先生說得透徹。他指出:太會做官是中國人的大毛病。研究學問是一件事,做官又是一件事。理論與實踐最好不必統一,做官的如果認真起來,一定要把研究的學問(科學的真理)見諸現實,則不免有點傻氣,馬寅初便是這樣的『傻官』。相比之下,『坐而論道』容易得多,你可以天馬行空,無需用實踐論證它的正確與否。在這種精神氛圍中,何以可能產生求真求是的科學態度?知行何以能夠統一?
當一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年輕人把做官看作是人生價值的最高體現,甚至是唯一體現時,不免讓人懮慮。雖然,離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進博物館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社會的價值評判標准必須變化,做官只是一種服務社會的職業選擇。到那個時候,官本位會逐漸讓位於商本位、學本位和其他本位,歸根到底就是人本位。(柳延延)原題:做學問與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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