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紅顏多薄命曾令多少人扼腕感嘆，但文人命薄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文人政治情結厚重，多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為目標，當理想得不到實現、道路坎坷之時，便為主義獻身、為真理捨命、為大義犧牲，真可謂飽受磨難，歸宿總那麼悲慘。翻開中國文學史，以死明志的文人比比皆是。

　　先說屈原。屈原可以說是開創了中國文人以死明志的先河，當他縱身跳進汨羅江時，他沒料到在他身後會有多少跟隨者。屈原有的是纔華，《離騷》《九歌》光耀文壇；他有的是忠誠，對國家絕無二心。如果給他一個展示能力的機會，屈原肯定會創造出一番事業來。但他得不到重用，政治思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留給後人來懷念。

　　再說文天祥，一個政治色彩同樣濃重的文人。其實他完全可以不死，甚至活得很風光。但他卻求速死。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展現了的是古代文人精神極端孤潔的那一面。死神奪走了他的生命，但為蒼涼的歷史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文天祥不僅作為愛國者而死，更作為孤潔的知識分子而死，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見志。

　　到了近代，首推王國維，自沈於頤和園魚藻軒附近。他遺書的開頭四句無疑是其自沈原因最准確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所說的『世變』，即是世道人心的敗壞。『義無再辱』這四個字不簡單，它涵蓋了死者全部的隱痛和決心。知義者必勇，知恥者必勇，勇於赴死，綽綽有餘。顧炎武在《日知錄·廉恥》中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句話無異於加深了文人的重量。

　　後來，還有更多的名字讓人觸目驚心，聞一多、郁達夫、顧城、徐遲……歷史就是如此的殘酷，導致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很多，首先當然是政治。還有經濟壓力，文人也是人，也要養家糊口，但文人謀求經濟獨立的社會根基又很薄弱。更多的原因是思想層次的，讀的書越多，對現實認識得越深刻，就越會加劇文人心理的不安，觀念與理想找不到突破口，可又不願屈服和妥協，在精神上孤獨無助，繼而產生更大的失望和絕望，最後走向自殺。

　　當然，屈膝於權勢、官衙、名利的文人在中國也不是少數，比如明末的錢謙益。此公有出色的文纔，是著名的學者、詩壇領袖，開創了有清一代詩風。他熱情高昂地入仕，坦言：『我本愛官人』。明朝亡後，他也想殉國，但探手摸摸湖水，說：『水太涼了，怎麼辦呢？』於是甘心下跪，做了清朝的降臣，至今仍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