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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這是全世界的城市化都要經歷的過程。現在之所以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使得財富從逐漸積累到一夜變富,財富的積累過程加快了。在這種快速的變化面前,有些人出現不適應也是可以理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因拆遷獲得巨額補償款,這本身是好事,值得肯定。後來產生的問題,本身並不能否定巨額拆遷補償的正確,因為這也是讓農民享受到發展的成果。
因為財富的快速增加,有的人適應得較好,但有的人則可能會在心理上和人際關系上都出現問題。有些問題,政府可以乾預,但有些問題乾預起來可能並不容易。比如理財培訓。像歐美一些國家的銀行在處理這些因拆遷獲得巨款的問題時,會給這些拆遷者配備專門的客戶經理,幫助他們打理財富,但我國目前農村的金融服務顯然還達不到這個層次。所以,要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基礎還在於良好的產權制度,因為良好的產權制度是個人決策權的基礎。
其實,進入城市生活後,農民變市民的關鍵是就業,就業後就有了單位,從而從單位獲得的一定的歸屬感,這對維持社會穩定有重要意義。所以政府加大就業培訓力度,拓寬就業渠道,實際上也是在幫助進城農民變為市民,而且效果可能還更有效。(李金桀)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周孝正:制度設計要更細致更科學就像電影《百萬英鎊》一樣,我們讓農民一夜暴富又不讓他們消費,這並沒有道理。正所謂,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生命也不能承受之重,拆遷一夜暴富暴露了我們在拆遷立法、執政上的某些缺失。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依然要堅持『依法治國』,也要堅持『以德治國』。
首先,要完善拆遷相關立法,對拆遷補償、社會保障、投資渠道都要作出具體細致的規定。其次,要對拆遷農民進行教育,要對他們進行『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價值觀教育,讓他們得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代傳統思想的精華。最後,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十一五』期間,政府土地收入從六七千萬元增長到2.7萬億元,由土地財政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從而爆發出來。此外,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拆遷農民如何變為市民,對其制度設計需要更細致、更科學。這不僅需要與產業發展規劃相匹配,還要為農民轉型設計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強對這種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導和觀念引導,幫助他們盡快克服由於以往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所帶來的束縛,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適應市民生活。(李慧)
華東政法大學公管學院博士 嚴海兵:身份認同需要重點構建在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目前亟待解決,這就是農民變成城市居民之後的城市身份認同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很多農民工並不具有正式的城市戶籍,因而城市身份認同也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還有一部分農民被卷入到城市化當中,這部分人雖然具有城市戶籍,但是他們成為市民並非自願,因而他們或者不具備在城市就業和生存的基本技能,或者不能適應城市生活的方式和狀態,從而在心理上沒有完成從農村人到城市人的轉變。積極穩妥地構建新市民群體的城市身份認同,對於我國城市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城市的發展繁榮不僅僅體現在城市人口數量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這些硬指標的提昇上,還取決於和市民的思想、態度以及心理相關的城市軟環境的改善。新市民群體身份認同問題的解決,雖然從第一個方面來看,需要從長計議,目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第二個方面卻大有可為,只有城市的管理者和規劃者摒棄城市化大躍進的急功近利思維,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保障失地農民權益,纔能避免缺乏心理認同的城市化。(李金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