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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前後國共兩黨的一系列秘密接觸,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西安時,蔣介石本已親口向周恩來許下了聯共抗日的諾言,並邀周恩來赴南京談判。『西安事變』前後國共兩黨的一系列秘密接觸,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穿針引線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報》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條『尋人啟事』,啟事要求被尋者『伍豪』務必於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亞飯店與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來早年在白區工作時的化名。那麼,究竟是誰在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尋找周恩來呢?此人正是國民黨『中統』特務乾將張衝。自『尋人啟事』刊出後,他便派出特務在約定的地點晝夜蹲守,一守就是幾個月。
對此,中共中央經過嚴密偵察後慎重做出決定,派潘漢年處理此事。後幾經輾轉,潘、張衝終於實現了在香港會面。
爾後,雙方一同北上,先後到達上海、南京,多次洽談了合作事項,取得了一定的諒解。此時,『潘張會談』已經成為國共自10年內戰後多渠道、多層次秘密接觸中最為直接的高層渠道。潘漢年於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與張衝晤談的有關情況。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分別會見了潘漢年後認為,蔣介石雖無和平誠意,但並非『鐵板一塊』,主動尋求國共兩黨間的秘密接觸渠道即是一個鮮明的『訊號』。
兩天後,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變化,毛澤東建議將中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及時改為『逼蔣抗日』。
風雲突變1936年12月12日,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爆發。作為蔣介石隨行人員的張衝也一並被扣押於西安,國共雙方一時失去了聯絡。
此刻,南京國民黨內部已是亂作一團。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齡致電宋慶齡,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慶齡之後立即約見了潘漢年。在此緊迫形勢下,潘漢年及時溝通了國共雙方的聯絡,使宋子文、宋美齡得以先後飛赴西安。
在此基礎上,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張、楊和中共的三方會談,達成了釋蔣抗日的初步協議。12月24日晚,蔣介石一見到周恩來,一股難言之情頓時湧上心頭:『恩來,你來了,你還是黃埔的好同志。我以領袖人格擔保,決不再打內戰,以後你可來南京與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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