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典型文壇》寫到趙樹理時說:『許多問題,不深入到個案內部,拿不到切實認識。』或許正自此時,我比較明確地想到『專案專審』這幾個字。
寫作是能夠自我生產的過程。我這幾年的工作,最初以人物為起點,就像後來我總結出的一句話:『人是一個觀察點。』解析有代表性的或關鍵性的人物,作為認識當代文學史的捷徑。我曾經覺得這是個不錯的辦法。等到寫完十多個人物,漸漸覺察這角度存在制約與不足。雖然我寫的不是人物傳記,而是借助人物去看當代文學究竟發生了什麼,但畢竟是圍繞人物來寫,人物仍然佔據中心位置。這使不少筆墨在我看來有些游離抑或多餘。更重要的是,歷史本身的廣度(多面性、多向性),還有我想要對此進行的探索,難以充分伸展。於是,我開始反思原先的工作方式。我發現,過去的思路和設計偏於工作技巧的考慮,『人是一個觀察點』所注重的是可操作性,在解決當代文學史視角上有其優點,讀者反饋顯示效果也是好的,然而從方法論來說,與研究對象即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特性特質不協調。中國當代文學,尤其前三十年,制度、形勢以及各種歷史『關系』比人重要,是一種『物』勝於『人』的過程。無論現象、事件乃至創作行為,難以從個人主觀求得說明,而真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色。所以《典型文壇》付梓後,我調整工作方案,使《典型文案》重心從『人』移到『物』;即便寫人,亦非盡其一生來寫,而是放到當代文學問題體系下面,作特定層面的考察。
由此,《典型文案》較諸以前的《典型文壇》,更強調材料的考辨。黃宗羲談其《明儒學案》:『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聽學者從而自擇。』後人也有如下評價:『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典型文案》意欲奉行這樣的工作方式,在材料上做足工夫,力爭字字有來歷,如遇同一事或同一細節存有抵牾,輒反復比對,讓材料間的異同自竅其實。這就是寫作《典型文案》時我每天所做的事情。
一年多的時間裡,除上班和外出借書查資料,我裹足家中,一連數日不邁門外乃常有之事,完全沈溺在文字無聲無息的世界裡,眼中逐日所見,全是印在或寫在紙上的文字。我的案頭雜亂無章,書籍、報刊以及復印材料盈滿其上,一片狼藉。我喜歡這種被文字所包圍所陷落的狀態,喜歡那種屏息斂念、不加預判、不問結果,直面線索專心查驗,真則真、偽則偽的過程。借著這種沈溺,我覺得真正接近了歷史,越發體驗到歷史作為一種客體而具有的『物』的質感與力量。在那裡,歷史充分表明其真實性在於諸多復雜關系的相互作用。
《典型文案》是一種淹沒,『材料』對『價值』的淹沒。跟通常的文學史研究比,這種方式可能太物化了,乃至顯得冰冷。但至少在《典型文案》中,我追求這一點。幾年來,對現階段下當代文學史研究一再考慮的結果,使我形成四個看法:敘述比理論重要;呈現比評價重要;知識比觀點重要;細節比輪廓重要。不必說,與上述四點相反,便是過去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面貌與格局。我不打算勸說人們改變自己的偏好,但在我這裡,特別是現階段,將堅持『敘述』、『呈現』、『知識』和『細節』這四個詞語。『敘述』關乎史實,『呈現』關乎真相,『知識』關乎實證,『細節』關乎准確。在我看來,當代文學史研究一開始就建在一種虛浮的基礎之上,大量事實未曾明晰,基本知識體系未經厘定,卻由種種評說先而導之,翻競不止。最初,這主要是受到歷史條件所限,後來卻是出於慣性,迷途難返。顯然,當代文學史研究一直以來的最大弱點,是沒有形成自己的不能隨意掩翳改篡的知識客體。積弊至今,常有聳聞之論卻鮮見求實之心,率性成風而世不以為乖誤。
《典型文案》即為修補此弊而作。雖然這並非以一人之力所能致成之事,但我在開始工作時躬問於己的,不是將能如何,而是可曾去做。(文/李潔非)
李潔非:
評論家。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多種文體寫作,主要著作有《告別古典主義》、《小說學引論》、《城市像框》、《龍床》、《典型文壇》等。2010年出版《典型文案》,是其當代文學史研究系列的又一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