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動怒了，他動怒是因為有人嚴重『擾民』。1923、1924年期間，時在楊希閔和劉震寰就是其中的肇事者。按說楊、劉二人駐軍廣州，動機和目的都是為了革命。可是楊、劉二人在廣州『恣睢跋扈，魚肉市民，無所不為』。孫中山得知此情後，嚴厲譴責楊、劉二人：『廣東為我桑梓，諸君來粵是為革命，革命是救民不是擾民，擾民便是反革命。今各軍所為，民心積怨，諸君反躬自問，何以對我，更何以對老百姓？』

　　此前在上海時，孫中山也曾因為白逾桓的『擾民』，尤其是居然還打著他孫中山的旗號，忍不住大發雷霆。當他去上海莫利愛路(今香山路)孫中山寓所拜謁孫時，孫聲色俱厲地朝他訓斥道：『予並未命汝回本鄉本土起兵，今汝鄉人，控告汝魚肉鄉裡於我者，已十餘起，汝攜匪人搶掠，汝自任之，何故假我名義？現在中國人，有呼革命黨人為匪類者，皆汝輩為之也。不愛汝鄉，安能愛國？不改前非，不准再來見我。』

　　楊希閔後來寫下《回憶與反省》一文，盡管他在文章中對自己的行為有所遮掩，但他畢竟還是記錄下了孫中山當時對他們說的那番話：『你們來廣東是跟我革命。但要革命，必先知道革命是為了什麼。簡單地說：革命就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能過幸福的生活，衣、食、住、行樣樣得到解決。』

　　楊檢討道：『由於我認識不清，驕傲自大，認為只要能打勝仗，別的都無所謂。結果，一師所駐之地，就總攬了整個防區的行政、財政大權；一團所駐之城，也控制了一城的財經命脈；甚至一連所駐之鎮，也把持了一鎮的稅收。上行下效，致使中山先生統一的政令不能推行。我身為滇軍主帥，自不能辭其咎於萬一。當時，中山先生固極為痛心，我事後追思，也感到悔愧交集。』

　　顯然，如此『擾民』，分明與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孫中山所以會動怒，根本原因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