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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問題插手者衆，又多幕後活動，因而既複雜多變，又模糊不清。回顧2003全年的中東和平進程，依然步履維艱，未見突破。
“路線圖”計劃今年新鮮出爐，且是迄今巴以惟一認可的和平方案，應是解決衝突良 機。但以色列堅持“反恐”，強調“安全”；巴勒斯坦要求先停止侵略與佔領，數月實踐，雙方均無意主動、怕讓步不得應有回報，於是指責、暴力難絕，互信基礎難建，終至擱淺。庫賴新政府11月中旬誕生後，停滯的中東和平漸趨“熱鬧”，但它絕不會是坦途。11月19日安理會通過支持“路線圖”計劃的1515號決議；再加上美國堅持它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和平方案，因而今後或許它仍將主導中東和平進程。
繼10月12日非官方《日內瓦倡議》草簽後，又有“人民之聲”和平計劃產生。繼11月23日宣佈有單方面行動計劃後，沙龍12月18日提出“分離計劃”。這些巴以尋覓新途徑的努力不管動機、意願如何，除表達早日結束暴力衝突的希望外，也說明“路線圖”計劃政治上確有“真空”。
2003年外力對中東地區的作用相當強大，特別是引發一些阿拉伯國家政局與政策發生了變化，更影響了巴以及和平進程。巴以問題的最終解決也許正蘊藏於雙方深層次的變化之中。
巴勒斯坦人“阿克薩起義”是2000年9月28日開始的。當時戴維營會談失敗，巴解組織決定恢復武裝鬥爭作爲爭取獨立解放的手段之一。但“9.11事件”及隨後的國際反恐，使巴勒斯坦武裝抵抗不再得到國際社會支持；相反，自殺爆炸還被斥之爲恐怖行動，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也被美、以等明確定位爲恐怖組織。
阿巴斯政府安全部長達赫蘭在起義三週年之際強烈批評“抵抗活動軍事化”，指出武裝暴力損害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鬥爭，阻礙了實現獨立的目標，並譴責激進組織沒認清並緊跟國際形勢變化。他的看法在巴勒斯坦未必全合時宜，卻代表了一種新思潮。
其實巴勒斯坦最高領導層今年似乎一直在思考、探索並調整着如何從事巴勒斯坦民族鬥爭、實現建國大業的策略。從阿巴斯政府到庫賴政府出現的種種波折，看似巴勒斯坦的權力之爭，是“法塔赫”內部的危機，但卻無不表現出他們避免分歧的願望，尋求統一的無奈，以及思想認識層面的鬥爭正在引向深入。不可否認，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至少正在高層領導的思想深處發生着激鬥與變化。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內部也在變化。“哈馬斯”等組織及其領導人的民調支持率並不高，認爲“自殺爆炸有助於巴勒斯坦事業”的巴勒斯坦人相當之少。內外環境逼迫“哈馬斯”領導人之一的郎蒂西於11月2日首次表示它有可能停止襲擊以境內平民；本月中“哈馬斯”又開始探討加入巴解組織的可能性。這顯示部份“哈馬斯”成員的立場有所軟化。巴勒斯坦內部統一領導機構、立場和行動綱領，已成爲庫賴政府正在積極爭取的重要目標。
以色列國內今年也在發生激烈深刻變化。沙龍上臺以來對巴勒斯坦人“以暴制暴”的強硬軍事鎮壓政策越來越受到質疑：既有國防軍總參謀長亞阿龍的批評，又有普通士兵拒絕執行命令，還有情報機構前高官反對佔領，更有政界理論界人士呼籲和平。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政策的譴責，特別是美國要求其主動執行“路線圖”計劃的承諾，迫使以色列時近年底不得不對巴勒斯坦人採取一些相對軟化的政策，有意恢復談判，以減輕來自各方的壓力。但同時沙龍也受到國內與聯合政府內極右勢力的威脅與壓力。
以色列國內左翼和平力量已走出低谷並開始活躍，他們反對擴大猶太定居點、建造隔離牆，要求撤出巴勒斯坦領土，希望與巴勒斯坦和平共存。這樣的呼聲、集會與示威明顯增多且影響日大；從被佔領土撤軍正被更多以色列人所接受。再加上以色列經濟、社會危機嚴重，允諾的“和平”與“安全”根本無法兌現，沙龍民調支持率與當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他正在爲擺脫日益嚴重的國內外壓力而苦尋良方。可以說這些變化使沙龍及其右翼聯合政府同樣面臨着新的政治危機，甚至有垮臺可能。
圍繞巴以問題的國際努力臨近年底明顯增多：美國助理國務卿伯恩斯和副助理國務卿薩特菲爾德穿梭中東；《日內瓦倡議》正式簽署及鮑威爾國務卿會見兩個非官方和平計劃的制訂者；埃及外長訪以以及主動介入調停；巴勒斯坦人之間舉行“開羅對話”；羅馬召開援助巴勒斯坦國際會議及歐盟一些外長的中東之行。巴以總理即將舉行會晤，以及制訂“路線圖”四方下月又將開會，均給人以遐想與期盼。但這些“鬆動”與“行動”看來都不會取得即時效果，打破巴以僵局尚需時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作爲手中握有牌且佔領土地的一方，以色列佔主動，在解決衝突時它也更應採取主動。
美國和以色列拋棄阿拉法特與最終解散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立場沒有根本變化。“哈馬斯”等反對承認猶太國家存在的一切和平計劃的極端立場也沒有根本變化。庫賴當局既要滿足美國要求，又要平衡於巴解組織和伊斯蘭抵抗組織之間、周旋於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卻苦無出路的情況同樣沒有根本變化。2004年是美國大選年，“路線圖”計劃難保不受衝擊。記者只能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析的”來總結今年的巴以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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