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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首位』查閱者
1月16日，外交部根據《檔案法》『30年解密』的要求，正式向國內外公眾開放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部分外交檔案，其中絕大部分密級為『機密』以上。首批開放的是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間形成的檔案，約有上萬份。根據規定：查閱者必須提前20個工作日提出預約申請，獲准後一次最多可查閱10份文件。
陳平：第一位查閱者
《中國日報》國際部編輯陳平對於自己成為中國外交秘檔開放後的第一位查閱者，感到『既吃驚，又高興』。他還享受到了由館長親自簽署審批單的殊榮。
陳平坦言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抱太大希望，因為作為朝鮮問題的長期關注者，他深知相關檔案的敏感性。盡管如此，此行還是給了他意外的收獲：有關美國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使用細菌武器的歷史問題，他查到了4篇相關資料，其中一份是國內首次公開的原件。
陳平說：『對於學術界來說，這是還原歷史真實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即便是決策者的傳記和回憶錄都難免主觀的取捨，不可能准確記錄歷史。相比之下，外交檔案更為可信。』
五十川倫義：第一位外籍查閱者
當日本《朝日新聞》中國總局局長五十川倫義從中國媒體上看到『外交部開放解密檔案』的消息時，簡直不敢相信———『真的要公開？』五十川先生笑著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對公開內部事務比較慎重的國家，公開機密外交文件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真的很意外。』
五十川立即率領3名日本記者趕赴中國外交部，成為申請查閱解密檔案的第一位外籍人士。在那裡，他們一口氣預約了整整10份文件。
他說：『我覺得一切都很新鮮，眼花繚亂。』尤其是兩份曾經赫然標注『絕密』字樣的文件，更是令他們如獲至寶。
沈志華：第一位查檔學者
與前兩位相比，沈志華稱得上是『檔案老手』了。這位曾經編輯出版34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的北大教授不僅造訪過美國、俄羅斯、臺灣、香港的檔案館，甚至還發掘過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檔案館等國內州縣的館藏。但他強調，研究國際關系史絕對不能依靠單邊的檔案資料，而必須利用雙邊的、甚至多邊的檔案材料纔能求證歷史的事實。由於本次開放的中蘇外交檔案是重頭戲，人們公認沈教授是『最不虛此行的人』。
沈教授感慨道，在我國外交檔案解密之前，為了求得歷史文檔的佐證，他往往不得不到國外四處查閱檔案，『有一次借到美國開會的機會去人家館裡查檔案，如獲至寶地扛回好幾個箱子』。
撥開歷史迷霧
經特批，人民日報記者有幸成為首位獲准進入外交部檔案館藏基地的記者，並用了兩天時間查閱擬於第二批公開的秘檔，獲知一些重要史實。
歷史謎團：是誰錯失中美建交的機遇？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蘇聯使館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在南京留駐4個月之久，與中共開展外交接觸。有人認為，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傾向和拒談態度使得新中國錯失了平衡外交的良機，沒有左右逢源，同時與蘇聯、美國建立外交關系。
學術界一直難以用權威史料定論的謎團之一就是：對蘇聯『一邊倒』是中共的既定外交選擇，還是源於美國根深蒂固的敵視？中美敵對是中共拒絕與美接觸的結果嗎？
對於這個謎團，記者在查閱一份看似無關的紙質檔案時非常意外地發現了一條重要的線索———
194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致南京市委並華東局《同意袁仲賢與克仁斯特繼續談判辦法》密電曾附帶做出了一個明確指示：『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翻譯———編者注)仍請求來燕京，我可照原議准其乘火車並派人送其來平，如其不提，我們亦置之不理。』
記者在查證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後發現，中共中央發出此電時，杜魯門總統已在再三猶豫後否決了司徒雷登北上的請示，原因是：此行可能引起美國國內的抨擊，致使國務院處境困難；率先承認新中國會使中共和毛澤東在國內外的聲望大增。早在7月1日，艾奇遜國務卿就指示司徒雷登：『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
看來，中共當年並未以僵化的態度徹底關閉中美接觸的大門，而是采取『既不拒絕，亦不主動』的政策。中美敵對並非中共錯失良機，而是麥卡錫主義恐怖籠罩美國之前美政要踟躇不前的結果，難怪毛主席後來會發出《別了，司徒雷登》的豪邁宣告。
歷史真實：周總理初次亮相國際舞臺也會心情緊張
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向人民日報記者公布了昔日絕密的《1954年6月21日周恩來在日內瓦對代表團講話紀要》。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周總理第一次以主角身份亮相國際舞臺時的緊張心情、謙遜作風和人格魅力。周總理說：『過去是孫猴子大鬧天宮的時代，過去的談判是唱野臺子戲。朝鮮停戰談判有些正規，但那是武戲，是全武行，大打出手。這次完全是新的情況。因此，首先要學習』；『開第一次會時，我心也在跳，面對杜勒斯到底是對他凶些還是緩和些都要考慮。我們應該承認大家水平差不多，眾志成城』；『在成績之下，我們是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的。成就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尚未掩蓋成就，但如做得好，還可少些錯誤。有時自己急躁發了脾氣，對熟的同志更容易這樣，老年人最不好的事就是發脾氣，也許我曾責備過不應責備的事，我不在此一一道歉，我總的請大家原諒。』
30%的遺憾，100%的進步
此次公開的外交檔案只佔外交部全部到期檔案的30%，相對於美國的95%和俄羅斯的80%—90%，我們的比例是否太小了？數十位檔案使用者一致認為，盡管有些許遺憾，但最重要的是本次解密開共和國歷史之先河，它代表著100%的進步。
五十川倫義表示，在檔案開放問題上，安全性與公開性是一對永恆的矛盾。涉及到國家安全沒辦法公開的文件還是應當慎重，這點他完全能夠理解。
韓國《韓民族日報》中國總局局長李相洙稱『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最關注的朝鮮半島問題公開檔案較少，李相洙對此表示『能夠理解，美國、韓國公開材料的政策和中國一樣，影響到對外關系的文件不會公開的』。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調研處處長杜正艾博士認為，外交檔案首次向社會開放，充分體現了新一屆政府科學民主、與時俱進、依法治國的精神。『與對開放檔案內容的關注相比，我們更關注這一舉措本身的意義。』
中國國際關系史學會會長、前外交部副部長楊福昌認為，外交部決定開放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部分檔案意義非常重大，首先說明我們的做法與國際接軌了；再者也增加了外交的透明度，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當時處理重大國際問題時的考慮和做法，讓更多的國際人士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此外，也有助於我們深入研究國際問題。
廉正保館長表示，由於檔案解密的工作量大，我們在工作進度上只能循序漸進。對於《檔案法》公布以來積壓的工作，只能一步一步消化。『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從國家利益考慮，我們不可能開放全部檔案。國際上許多國家也是這樣做的，如日本1976年開始公布檔案，共13批1萬件，而我們頭一批就公布了1萬件，數目並不少。』
雖然外交秘檔的公開工作纔剛剛開始，但是已有不少人提出，這一做法應該在更大范圍推廣。
首位查閱者陳平認為，政府在公開性方面確實在邁進，但是縱向的推廣可能更簡單，例如，各省市的外事檔案可能因此解密。然而期望橫向的效仿卻會比較困難。
杜正艾博士建議，國家可以此為契機，考慮在國家檔案局成立一個檔案整理委員會，專門負責整理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檔案，實行檔案的歸口管理和統一整理、鑒定、開放，而沒有必要讓各個部委開放單獨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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