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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正確政績觀，必須用制度做保證。在制度創新方面一向敢爲人先的浙江省的許多地方，正在不事張揚地邁開改革、完善現行幹部政績考覈制度的步伐。
一個指標變成四個指標
前不久，浙江湖州在幹部政績考覈中取消了GDP指標。在上上下下多少“官員”還成天圍着GDP轉時，這則新聞不啻一顆重磅炸彈，立即在“幹部圈”中引起了巨大反響。有人拍手叫好，稱之爲“石破天驚的改革舉動”；也有人提出了疑問：“拿掉了GDP，還考覈什麼？”
其實，湖州市決策層也有過爭論。而力主這一改革的市委書記楊仁爭在一次談話中，曾系統地談過以往政績考覈的種種弊端。他說，以GDP爲中心的政績考覈，最大的弊端就在於一些地方把“發展纔是硬道理”錯誤地理解爲“增長率纔是硬道理”“GDP增長才是硬道理”。爲追求一時的經濟發展速度，違背經濟規律，揹負鉅額債務，盲目上項目，造成大量浪費和低水平重複建設。另外，“現實生活中GDP成了‘一俊遮百醜’的硬指標”。
現在，在湖州市實施的政績考覈指標體系中，GDP指標被代之以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情況、羣衆生產生活條件提高情況、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改善情況、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效能進步狀況四個新的指標。這一減四增，看出湖州市越來越強調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了。
而在浙江的其它地方，也都紛紛在改革中有意識地淡化了單純經濟增長指標，強化了科學發展觀。許多市、縣，還不約而同地淡化甚至取消了政績考覈中的“招商引資”指標。曾幾何時，“招商引資”指標還被列爲幹部政績考覈體系中僅次於GDP的第二位指標，分解到了幾乎所有幹部的頭上，並且竭力提高這個指標在考覈中的“分量”。結果，爲吸引項目，各地紛紛比着勁兒辦這“節”那“節”，圈地搞“開發區”，壓低價位批租土地，出臺種種“優惠政策”，有的甚至到了“飢不擇食”的程度。至於這樣引進的項目帶來的後果，就全都顧不上了。綠色GDP也成了不少人着力探討研究的課題。各地急功近利的事確實做得少了，講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多起來了。
拿湖州市爲例，由於從2001年就開始逐步淡化GDP考覈，結果近兩年這個市的GDP增長幅度在全省雖然不算靠前，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這兩項指標，卻佔居了全省首席位置。
“打勾勾”變成了“算工分”
“幹部出數字”，是時下不少地方的“通病”，更是妨礙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大敵”。連浙江這樣一向提倡“多幹少說”的地方，這一現象也未能倖免。
建立幹部考覈制度的初衷之一，原本是想遏制這一惡習，可現在卻偏偏事與願違，這是什麼原因？道理其實也簡單——在維繫幹部們榮辱升遷的現行考覈制度下，真真假假的“數字”竟還都真能“出幹部”！這就點出了考覈制度存在的一大漏洞：“考”得還不真、“核”得也不實。於是，浙江各地在改革中比較多地把矛頭對準了這一漏洞。在這方面，金華市的浦江縣很有代表性。這個縣幾年來在推行的“幹部動態考覈管理”改革試驗中，就有的放矢，在力求考覈結果的全面、真實、可靠上採取了不少創新措施。
一個創新是把組織部門對幹部的基本考察和政府對幹部的政績考覈“統”在了一起。過去，基本考察的主要做法是分層次對幹部的各方面素質情況進行測評，即被人俗稱的“打勾勾”，但考察結果卻是縣委任免獎懲幹部的主要依據；而政績考覈通常只主要用於對幹部的年度經濟獎罰。浦江縣委從多年實踐中發現，這兩種“考”法分頭進行，互不聯繫，最後對一個幹部的政績“描述”仍然不夠真實完整。於是，就由縣委組織部門和政府部門共同組建成了“考覈辦”，把兩“考”緊緊“捆”了起來，幹部的政績就完整得多、清晰得多。
另一個創新是突出對幹部的“動態考覈”。縣考覈辦的同志告訴記者，“靜態評價”作爲對幹部總體素質的考察方法，當然是必要的。但這種方法的缺點是往往在年底一次性考覈，給幹部打出的是全年“總印象分”，比較籠統，也比較容易受到某些人爲干擾而“失真”。而“動態考覈”，則是重點對幹部的工作和活動進行具體的全過程“跟蹤”，根據每個幹部這一年做了哪些工作，每項工作幹得怎麼樣和取得的效果如何，用“量化寫實法”逐項考覈並計算出他做工作的“數量分”“質量分”和“效果分”，然後才相加爲年度總得分。這樣的做法，被有的幹部戲稱爲“算工分”。不過，這樣算出來的幹部得分確實比較具體、紮實，也比較貼切地反映出幹部的實際政績。
創新之三，是推行“分類考覈”，即不再“一件衣服大家套”，用一套相同的指標考覈所有幹部，而是根據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不同職責和任務，突出不同的重點指標分別進行考覈。這樣做帶來了兩大好處，一是更加實事求是、公平合理，二是有利於形成不同分工幹部之間有益的互相監督和制約。
“官考官”再添“民考官”
現行的幹部政績考覈制度還存在另一缺點——基本上仍侷限於“官考官”。然而，作爲羣衆的領頭人，一個幹部創造的“政績”是造福一方，爲民謀利，還是勞民傷財？感受最深切，看得最清楚，也最有評判權的，還是基層廣大羣衆。因此，在改革幹部政績考覈制度時，浙江各地在努力提高幹部考覈的“民主含量”時，都把重點放在改變“官考官”格局，請更多真正的“民”參加當“考覈官”上。
浙江對幹部政績進行考覈早已普遍採用了民主測評方式。而以往規定參加測評的一般是被測評幹部的上級、下級、同級及組織人事部門。這樣操作，在對級別稍高一點的幹部進行測評時，就很少能有基層羣衆參加。現在許多市、縣出臺了新的規定：不論對哪一級別的幹部進行民主測評，都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基層羣衆或基層羣衆代表參加，這就大大擴大了基層羣衆在幹部考覈中的評判權。
在杭州、寧波等一些城市，則是想法請廣大市民也參加到對幹部的考覈中來。大體做法是，每年年初，市有關領導部門就選定若干個機關部門作爲公開考覈對象，在各社會媒體上公佈，廣邀市民羣衆從工作作風、服務態度和創造業績等幾方面對這些部門加以評議，並由有關機構負責收集、整理。到年底對這些部門的工作進行考覈時，市民們的評議意見就成了重要評判依據。還有一些地方，每年年初都通過媒體公佈政府當年要抓的關係國計民生的幾件“大事”和上馬的幾大工程，讓市民羣衆評判。羣衆的評判意見年底用於考覈有關主管領導和有關職能部門的政績。
不少地方還創造出了一些別具特色的“民考官”措施。地處浙東南山區的天台縣，在對全縣鄉鎮幹部進行考覈時，推行了一種請村民自主給鄉鎮幹部記“功過簿”的制度。村民們記的幹部“功過簿”，還要由村兩委會在村務公開欄中張榜公佈，請更多的村民補充、覈實和監督。鄉鎮黨委則負責抽查、彙總，最後也納入年度總考覈。有3名以往考覈成績不錯，縣領導印象也較好，提拔重用可能性很大的機關幹部，因爲被村民在評議中揭露出了不少“毛病”，考覈得分很低，因而分別受到了免職和撤職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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