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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專稿：隨着天津“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實施，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日益加快，也吸引了大批外地及本市周邊地區的勞務人員投身建設之中。據本市勞動部門統計，2003年天津外來勞動力總量爲90萬人，加上週邊地區勞動力共計114萬人。今年，預計外來勞動力將增加5萬人，勞動力總數也將增至120萬人。這個數字今後也將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長。隨着勞動力人數的增加，因人員素質、社會保障等引發的社會治安問題；供需失衡、緊張的就業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如何規範、如何協調，記者就此走訪了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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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外來勞務人員就業服務中心免費爲農民工介紹工作 |
犯罪率逐年上升 “城市農民工”行走社會邊緣
2003年12月25日，農工民主黨天津市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於“加強天津市‘城市農民工’犯罪預防治理”的提案。提案指出，目前，中國城市移民的主體是“城市農民工”，他們爲改革開放後的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城市農民工”引發的城市犯罪現象也日益嚴重。天津是城市農民工聚集的高峯城市之一。調查發現，本市1990年犯罪入獄的人員中，“城市農民工”佔12%；1993年該比例上升爲24%；1996年繼續上升爲34%；1999年則達到42%；2001年已經超過50%。“城市農民工”已成爲目前天津犯罪人口的主體成分。
據介紹，“城市農民工”犯罪的增加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身份上的“名不正”。計劃經濟時代所造成的城市與農村“二元結構”至今仍未消除，農業與非農業戶籍性質的界線仍然明顯。“城市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工作，但他們並不將自己視爲城市居民的新成員，而是城市生活的“過客”。於是，他們對所在城市缺乏作爲城市公民應有的責任感，對城市的破壞、非法索取以及對城市原有居民的敵視，成爲部分人員的基本生活態度；二是競爭激烈，缺乏勞動生存技能。“城市農民工”普遍缺乏必要的勞動生存技能，大多從事以體力勞動爲主的勞動密集性行業。由於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不斷增多，這些行業早已“人滿爲患”，農民工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其收入水平又相對較低，承擔經濟風險的能力不高，一旦出現暫時的失業，生活難以爲繼，違法犯罪行爲很容易產生；三是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城市農民工”爲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卻因“農民”的社會身份，不能享有一般城市居民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救助、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障更與他們無緣，由此使“城市農民工”成爲城市社會生活中不安定的社會羣體。此外，“城市農民工”法制意識弱、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城市原有居民的歧視以及其相應合法權益的被剝奪或損害等，也都是導致其犯罪的基本社會原因。
《辦法》呼之欲出 社會財富重新再分配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城市農民工”的最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保障。在目前的狀況下，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所完成的社會財富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當然，社會財富的分配並不是僅僅由市場的一道程序完成的，還有諸如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慈善事業等等，而這些均與“城市農民工”無緣。
“‘城市農民工’的最大難題在於其盲目流動性，無序的狀態不僅使其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也成爲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市外來勞務人員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陶樹忠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其實，對於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天津近幾年還是取得一些成績的。如：市政府在流動人口管理中凸現以人爲本、城鄉統籌，取消各種限制性政策，讓農民工進城一路“綠燈”，並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市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就流動人口管理推出新舉措。新舉措中將取消對城市用工單位招用農村勞動力的行政審批，廢除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以及招用農村勞動力的總量或比例控制規定；市建委、市勞動局和社會保障局聯合頒佈了《天津市建築業農民工工資支付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從今年4月1日開始，進津農民工做到人手一個工資卡，月預付工資不得低於本市最低工資標準等等。
據陶樹忠介紹，市勞動部門正制定《城市農民工管理辦法》，該《辦法》正是針對目前“城市農民工”存在的種種問題，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據瞭解，《辦法》中針對“城市農民工”就業問題，在本市設立了市、區縣及街道三級勞務機構，並由市、區縣兩級勞務機構成立勞務派遣組織，掌握全市農民工流向，調配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加強對其進行就業基本知識培訓、崗前定位技能培訓、勞動權益知識及相關法律法規培訓；從落實農民工工資、福利待遇的角度出發，規範企業用人權，保障農民工的工資、保險、合同等項權益不受損害。
據瞭解，對於盲目流動的農民工，該《辦法》也提出，由街道統一管理。其中包括個體商販、廢品回收人員等等，由街道統一登記，並送至區縣級勞務機構統一培訓。對於無勞動能力的人員，由街道送至市救助站統一安排。陶樹忠說，“此《辦法》出臺，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將‘城市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範疇。”
農民工搶了城裏人“飯碗”？ 專家否定
在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就業的同時，城市失業率居高不下。面對這種局面，有業內人士認爲，農民工大量進城會“搶”走城裏人一部分“飯碗”，從而進一步加劇城裏原本緊張的就業形勢。對此，有關專家給予了否定意見。
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處副處長樊兆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農民工進城對一些行業內的城市職工就業，的確構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壓力。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壓力並不會造成城市失業率增高。因爲，城市職工和農民工之間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崗位替代關係，而是呈一種互補關係：城裏人不願乾的髒活、累活和低收入的工作，基本上是農民工的主要就業崗位。並且，在同一個城市，農民工的大量就業基本上不會造成城市職工失業率的上升。主要原因是農民工就業基本上脫離了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就業方式主要是通過朋友、親戚介紹，對城市職工就業不能構成一種實質性競爭壓力。從另一個層面來說，農民工進城就業給城裏人造成一定的競爭關係也是很有必要的。樊兆彬說，農民工進城不僅可以抑制城市工資水平整體性虛高，而且從配置資源的角度來看，流向城市的農民工越多越好，因爲通過充分競爭，城市就可以使用到最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一個城市發展最大的比較優勢所在。
樊兆彬認爲，城市裏的就業崗位並不是天然屬於城裏人的，農民同樣具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因此，如果說農民進城是“搶”了城裏人的“飯碗”，實質上是對農民的一種歧視，而一旦用限制競爭的辦法來阻礙農民擇業，就是對其權利的剝奪。而從農民工的角度來說，就業如果受到政策限制，那麼一些用人單位就不會規範用人制度，如不簽訂勞動合同關係等。雙方一旦出現糾紛，這些農民工就很可能採取一些非正當的報復手段，甚至激起心理和行爲上的反社會傾向。因此，從政策上規範農民工就業的傾向，更顯得迫在眉睫。(記者/劉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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