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滋病藥物人體試驗爲何說成治療神祕TNP來源存疑
即使最激進的民間抗艾人士都不得不承認，當前我國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重視，發動一場對艾滋病的戰爭。然而，北京地壇醫院日前組織的一次艾滋病藥物試驗，在大戰中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
地壇醫院，國內最大的傳染病專科醫院之一，曾經在2003年抗擊SARS時發揮巨大作用。地壇醫院同時也是目前國內惟一擁有艾滋病藥物研究資格的國家級臨牀基地，至今已診治600餘例艾滋病患者。
去年3月5日至11月2日，共有39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選中參加地壇醫院“胸腺核蛋白製劑(英文縮寫爲TNP)”藥物試驗。其中18人來自河南省柘城縣崗王鄉雙廟村，另外18名感染者則來自河南睢縣東關村。還有3名別的地方的患者。
在觀察階段，雙廟村和東關村各有2人死亡。截至目前，兩村共36名參加試驗的患者已死亡7人。“剛來北京時，我們對爲什麼被選中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即將接受的是什麼治療，事後地壇醫院拒絕對患者相繼死亡作出任何解釋。”一位還活着的患者說。
今年1月10日，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萬延海在聽完雙廟村的王化強、李秀平等4位參與此次藥物試驗的患者的口述後，決定用手中的筆爲這些毫不知情的感染者討一個公道。
一封公開信
當天，一封公開信從萬延海的辦公室發出，收件方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屬的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這封由萬代筆的公開信要求委員會審查此次藥物試驗涉及的倫理和法律問題，並提出了對所有參與藥物試驗的患者給予生活費、誤工費和營養費的補助請求。
“我們認爲這次藥物試驗不僅嚴重違反醫學研究倫理，而且在試驗觀察期就有患者死亡，可能還涉及法律問題。”萬說。
此前一天，在萬的陪同下，王化強、李秀平等人從地壇醫院要到了從未拿到手的《患者知情同意書》複印件。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醫院此時還收取了他們48元複印費。
這份頗爲詳細的《患者知情同意書》明確表明了這是一次人體試驗。根據《患者知情同意書》，他們才知道，此次藥物試驗的目的是要進行“胸腺核蛋白製劑(TNP)用於治療HIV-1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評估，相關合作單位分別爲美國紐約國際商業集團、美國病毒基因公司、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
有趣的是，對於TNP的效果，《患者知情同意書》在先給了“無論在動物還是在人體的研究中，TNP都是安全的，無嚴重的副作用”這樣結論性陳述的同時，又警告說“在這次研究中，你的HIV狀況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不改善，甚至可能惡化”。
“參與治療的患者將得到已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及權益書的副本。……我們也許不能從這項研究治療中直接受益，但是通過研究可以獲得胸腺核蛋白製劑注射安全性和有效性資料，研究人員可以將它應用於長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治療。”《患者知情同意書》這樣明確地寫道。
當記者後來向三位參加試驗的患者朗讀這些文字，大家都說已沒有印象，而他們卻異口同聲地回憶起在簽字《患者知情同意書》前的某一天，地壇醫院趙紅心大夫說的一番話：“能接受這次治療，你們都是幸運者。用上這個藥，管你二十年沒問題！”
40歲的李秀平有些激動地說：“我還記得那天下着小雨，聽了趙大夫說的那番話，大家都喜出望外，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萬痛心地說：“在住院治療的180天內，他們每人總共接受了16針藥物注射。在隨後的5個月隨訪期內，他們還多次被抽血檢驗，但是他們卻對自己的病情進展和此次試驗的意義一無所知。”
“我們一共被抽了8—9次血，每次7管，醫院只給了我們3次抽血補助，每次50元。在隨訪期，醫院只負責提供一頓午飯，早晚伙食和住宿費用都是自理。”王化強扳着粗糙的手指頭算着小賬。
萬把這封公開信同時抄送給了所有試驗單位，並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科學團體散發。
聽證會激辯
兩天後，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收到了這封投訴信。2004年2月18日，他們在性艾中心會議室舉行了聽證會。王若濤、餘冬保等6位委員會成員以及張福傑(本研究項目首席研究員)、地壇醫院的代表趙紅心與會，會議還邀請了萬延海、王化強、李秀平等投訴人。作爲惟一的媒體代表，新華社中國特稿社記者林谷列席了此次會議。
現場的交鋒很快集中在“知情同意權”上。雙廟村18位患者的確在試驗開始前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地壇醫院的代表趙紅心大夫說：“所有病人，在治療前半個月就住進了醫院，在此期間患者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考慮並決定是參加還是退出，醫生也與患者進行了充分的交流。”
“趙大夫，你還記得那天你站在樓前對我們說‘管20年都沒問題’的話嗎？”李秀平反問。
趙紅心無奈地說：“如果真是這樣，何必要讓你們來做試驗呢？”
一位患者回憶說，去年3月5日，美國的醫藥公司代表帶來了《患者知情同意書》，讓每個人簽署。醫生當場唸了一遍知情同意書，大家也沒想到提什麼問題，因爲趙大夫的話讓很多人對這次治療的效果已經深信不疑，所以簽字也比較痛快。
“唸完了我也沒怎麼懂。我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只能是別人先寫下來，我再照着描。”王素雲說。範景華的印象則是醫生不斷地問他的身體狀況，“問完了就簽字，我還以爲是在病歷上簽字呢。”他們都是雙廟村參與此次試驗的患者。
去年3月6日，地壇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了TNP試驗項目。
地壇醫院在聽證會上也承認了自身工作的欠妥之處：倫理審查的時間把握不當，應該是在簽署知情同意書之前就審查項目是否合乎倫理原則。而醫院按複印病歷的規定收取複印知情同意書費用的做法欠妥，應該在簽署同意書的時候就應該按協議無償給每人一個副本，無論對方識字與否，願意接受與否。
倫理委員會負責人王若濤在聽證會上特別強調，儘管治療與試驗都涉及生命倫理問題，但病人和醫生之間是購買和提供醫療服務的關係，可以允許醫生爲了保護患者而隱瞞真實病情；但人體試驗中接受試驗者對試驗者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甚至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所以必須要有充分的知情同意權。
面對雙方的爭執，倫理委員會委員張孔來教授說，當時的對話口說無憑，還是得回到最重要的證據——知情同意書本身。但萬延海認爲即便是討論知情同意書文本本身，也有很多疑點。胸腺核蛋白與其英文縮寫TNP不規則混用，中英文翻譯的不相對應之處很容易誤導。
而且，知情同意書英文的“study”一詞在中文譯文中儘管有時也譯作“研究治療”，或者“試驗”，但更多時候是被譯成了“治療”一詞。而在地壇醫院遞交給倫理委員會的書面說明裏也是“科研”、“研究”與“治療”三種提法並用，但後者用得更多。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治療與關懷室主任、地壇醫院傳染科主任張福傑是這次試驗的中方協調人之一。他向倫理委員會解釋說，TNP已經過人體和動物實驗，證明無害。這次在地壇醫院開展的TNP試驗項目研究早在2003年3月就開始了，當時不論是國產藥物的上市，還是國家免費提供藥物治療都還沒有開始。而這些晚期病人即便接受雞尾酒療法，平均壽命也只有一年半。
“目前治療艾滋病的方法主要是雞尾酒療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引進TNP也許能緩解缺醫少藥的困境。”張說。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3月16日，性艾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對此事作出了最終結論，認爲根據現有證據，沒有發現該研究存在嚴重違反倫理學原則、侵犯受試者權益的問題，“沒有證據表明，治療觀察階段的患者死亡是因爲TNP治療導致。”
不過，性艾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建議地壇醫院退還所收取的《患者知情同意書》48元複印費。
“地壇引進新藥的初衷值得讚許。”性艾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成員餘冬保說。他同時承認，真正的知情同意不僅僅是念某一段話這種形式，而是要用受試者能聽懂的語言講明獲益與可能的風險，“有時候需要反覆問詢，不斷解答。”
一些醫務人員在會上抱怨說，在大多時候艾滋病人“抓救命稻草”的心態無法讓他們較爲超脫地分析得失利弊，作出冷靜理智的選擇，從而讓真正的知情同意難上加難。
神祕的TNP
正在北京接受媒體採訪的《新語絲》網站創辦人、生物學博士方舟子在一個座談會上碰到了萬延海。“他向我提到這件事，這才引起我的注意。我當天晚上做了一些初步調查，就發現了問題所在，之後斷斷續續用了大約一週的時間做進一步的調查。”方說。
讓曾經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方更感興趣的是，這個“TNP”究竟是什麼東西？它是由誰發現的？那兩家美國公司又是什麼樣的公司？
根據美國紐約國際商業集團中文網站的介紹，TNP“不同於目前世界上的其它胸腺提取產品(例如胸腺肽，胸腺五肽等)，它是惟一經過高度提純的單一蛋白體，具有增強提高、調節免疫力的作用”。
然而，方檢索了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Medline，卻找不到任何研究這種蛋白質的國際論文。他再去檢索人類基因數據庫，也找不到該蛋白質的基因資料，“可見其基因未被分離、克隆、測序”。
美國紐約國際商業集團中文網站聲稱，TNP是“獲得全球專利的高科技細胞免疫增強制劑和免疫調節制劑”，但方卻在美國專利局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專利數據庫中一無所獲。
“如此重要的蛋白質，竟不見有第二家實驗室去研究，也不見有任何研究成果正式發表，實在奇怪得很。我懷疑它可能只是從胸腺細胞核提取出來的一些非特異性的多肽產物，究竟是什麼玩意做個電泳和測序就知道了。”方說。
他轉而去了解TNP的發明人，一位被稱爲“國際著名醫學科學家”的Harry Zhabilov博士只發表過一篇生物醫學論文，而另一位所謂的“美國著名生化學家”Hampar Karageozian博士實爲生化碩士，也只在Medline找到了一篇眼科方面的論文。重要的是，兩人均無艾滋病研究論文發表。
那麼，這兩家美國公司的背景如何呢？方調查發現，美國病毒基因公司原先爲一家提供奢侈品信息服務的網絡公司，2001年才改叫“病毒基因公司”，將業務改爲開發治療病毒性疾病的藥物，主要產品便爲這個神祕的TNP。
至於這家公司的經營狀況則“非常糟糕”：目前資產總額不到20萬美元，總債務卻超過了1000萬美元，“是否有能力繼續經營下去，令人深表懷疑。”
而另一家美國紐約國際商業集團則成立於1996年，業務頗爲龐雜，“其在中國銷售的所謂醫藥及保健產品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藥物”。
2001年3月25日，美國紐約國際商業集團與美國病毒基因公司達成一項協議：前者將幫助後者從中國國家藥監局獲得把TNP用於治療艾滋病的新藥證書，之後獲得在中國銷售TNP的獨家銷售權。
今年4月16日，方以其一貫的“擺事實，講道理”方式在《新語絲》網站上公佈了對這次試驗的調查結果：既是非法的，也是不道德的。他認爲，揭露這件事，對採取合法、規範方法治療艾滋病的科研工作不會有消極影響，只會有積極影響。
方說：“試驗新藥必須符合科研規範，只能選取那些有科學依據的、有希望的藥物，在受試者知情同意的情況下，按照正當的程序進行。”
調查還未有結果
2004年4月2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位張姓官員向記者證實，該局安全監管司正就此事展開調查。“我們注意到了有關報道，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接受任何採訪。如果調查有了結果，我們會及時通報。”這位官員說。
同一天，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領導拒絕了採訪。“我們想借助這封公開信，呼籲社會各界來關注這件事。我們希望類似的事件以後不再發生。”萬延海說。
他堅持認爲這個TNP試驗項目是一個騙局：“它沒有獲得國家藥物管理部門的許可，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是在來到北京住院後，而不是來北京看病前。對於患者提出的地壇醫院醫生在簽署知情同意書時用欺騙性的語言，趙紅心大夫也沒有加以否認。”
萬曾嘗試要求醫院公開與美國公司和研究單位之間的協議書和財務預算，但遭到拒絕。
萬說，一方面院方提供了虛假商業信息，把試驗藥物說成免費贈送藥物、欺騙感染者、不敢公開合作方的協議文件；另一方面美國公司在病人死了之後卻對外宣稱患者病情改善、全部存活，“這不是騙是什麼？”
對於性艾中心倫理委員會的答覆，他表示不能接受。“倫理委員會邀請我們參會，舉行聽證，是一個好事情，但是他們的結論，我是不贊成的。”他說，“我們希望倫理委員會能重新審查這個案件，同時希望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能檢查倫理委員會的人員構成。”
“無論如何，採取法律行動將是艱難的，但是如果去做，一定非常有意義。”他在擔憂中還是抱有希望。
性艾中心的一個舉措已經給萬帶來信心。在今年3月16日正式回覆萬的公開信的同時，他們決定資助萬所領導的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開辦“中國民間艾滋病組織倫理學培訓班”。截至目前，已有來自14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40多位民間艾滋病工作者接受了生命倫理的培訓。
起碼，各方已經達成一個共識：應該有社區代表加入到倫理委員會裏，能夠在關係到自身、自己社區利益的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有他們才最瞭解病人的甘苦，才能真正代表社區。
而王若濤則坦承：中國的各級倫理審查委員會很多尚待建立，委員會成員的素質有待提高，他們自身也需要培訓。醫務人員、社區代表、非政府組織人士都應該多參與倫理培訓，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障科學研究遵循了生命倫理規範。
萬延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指出，儘管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正在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但是官僚主義和部門利益依然嚴重。比如說，目前國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總是被一些中央科研單位和醫院控制，更多的單位缺乏資源和合作項目，無法良好地發展，從而影響了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艾滋病科研領域出現了一些壟斷者，他們在傷害着人民的健康。”他說。
他認爲，在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利益方面，國際社會已經建立了嚴格的制度，中國需要學習和借鑑。
萬還建議儘快成立艾滋病人權益保護組織，活動經費由衛生部門提供，使其能夠像消費者協會一樣開展工作。
而對於某香港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地壇醫院一些醫護人員表示比較反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這件事錯綜複雜，有它的來龍去脈，我們承認自己有不妥之處，但不至於說的那麼誇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