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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二中院對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劉方仁無期徒刑，沒收贓款人民幣661萬元、美元1.99萬元，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同一天，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曾任深圳市公路局黨委書記、局長，市民政局局長的黃亦輝進行一審宣判，以受賄罪判處黃亦輝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以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摺合人民幣3500餘萬元)。
按照《刑法》，貪污、受賄十萬元就夠判死刑的資格了，但現在似乎不見這樣的判例，而貪污受賄數十倍於10萬元的，也少見被判死刑。人們有理由質疑：法官自由裁量權爲何如此之大。
追根究底，問題出在法律本身。《刑法》第383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第386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
認真推敲第383條，不難發現這一條問題多多。設想，貪污數額10萬元以上的，該怎麼量刑呢？按這一條，可以有多種選擇，可判有期徒刑，可判無期徒刑，可判死刑，實際上也可判死緩；而有期徒刑，也同樣有10年、15年、20年乃至更多的選擇。那麼標準究竟在哪裏？此其一。
其二，“十萬元以上”，“以上”並沒有規定上限，可以說無邊無際。上不封頂，無異於給貪、賄者以更大的膽量更大的空間。用到量刑上的結果必然是，十萬元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百萬元、千萬元同樣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那麼“十萬元以上”，比如百萬元、千萬元的區別究竟何在？難道就憑法官一句話？
其三，“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什麼叫做“情節特別嚴重的”？“情節”究竟是什麼樣的“情節”？怎麼纔算“嚴重”？“特別”又在哪裏？幾百、幾千萬元乃是“10萬元”的幾十、幾百倍，如果還不算“情節特別嚴重的”，那麼“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想起一條鐵律。延安時期的《邊區政紀總綱》，在《政務人員公約》中有一條鐵律：“貪污五十元革職，貪污五百元槍斃。”當時500元是怎樣一個貨幣概念？計算下來，也就是一個幹部兩三年左右的津貼而已。也許那時的法律還不夠完整，但“貪污五十元革職，貪污五百元槍斃”卻具有說一不二的特點。比較起來，現在的某些法律條文本身，確實缺乏準確性，伸縮性過大。諸如沒有上限的“以上”、用語含糊的“情節特別嚴重”，是不應該成爲法律語言的。如果法律給出了想像空間，法官量刑又或長或短、或粗或細、或圓或扁，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無疑會大大降低，對懲治腐敗行爲很不利。而今幾百、幾千萬元的案子在增多，跟判決時的“彈性空間”是否有關係？
一千個觀衆，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此豐富的想像空間，乃是藝術魅力之所在。但是，法律絕對不能留出哪怕一絲一毫的想像空隙。同樣一條法律，決不能像拉麪那樣隨心所欲地拉。看來，缺乏準確操作性的《刑法》第383條及第386條，一定程度上成了貪官逃避重判的保護傘，必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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