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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官員出席企業產品發佈會的現象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僅北京市內舉辦的各種產品發佈會，有政府官員參加的就達到上百次。此風在漲是否該剎，本報記者做了進一步採訪。
場景一在一家國內企業的新品發佈會上，公司董事長隆重介紹了出席發佈會的五位政府官員，“我非常榮幸地向大家介紹……”在最前排，這五位官員依次落座，職位最高的一位官員(副司長)坐在董事長的旁邊。發佈會正式開始……
場景二官員們在發佈會上一言不發，絕不表態，時不時臉上會顯出動人的微笑，配合着臺上的活動。
場景三爲了表示“非正式”，每當出席新品發佈會，官員們一定着便裝，極少穿西服打領帶，這已經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但被旁觀者譏爲“掩耳盜鈴”。
“其實這裏面都是有利益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易定紅一語道破了天機，企業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新產品的發佈會，需要支付相應的“出場費”。在財務上，這筆費用已經被事先打進了發佈會的活動經費裏面。
所有的出場費都是在暗中操作的。記者幾經周折，聯繫到一位“見識”過這種場面的企業公關部經理，他並不願意透露其中的關鍵環節，只就數目提供了一個大概的區間，不同的部門，不同的職位，出場費差別很大，最高的甚至達到上萬元，可與影視明星比肩；同時，也確實存在一分錢不要的，但這樣的比例很小。
官員行爲價值——政府信用
政府官員頻頻出現在企業新品發佈會現場，在閃光燈的映襯下，官員們要麼正襟危坐，要麼與企業老闆談笑風生。“這樣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大家見怪不怪了。”經常參加各種發佈會的記者已經對此習以爲常。記者找到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張國慶教授，他的態度是漸進式的：
“最好不參加。”
他馬上又補充道：
“最好禁止！”
隨即他正色道：“這種帶有濃厚商業味的政府行爲應該完全禁止。”
在他的記憶中，政府曾經有過相關的規定，禁止官員有如上行爲。但記者查閱了大量的文件，並沒有找到此規定。只找到一些相關聯的文件，態度比較含糊，沒有使用“禁止”二字，只是說“不提倡”，而這中間的自由度就很大了，且由官員們自己去把握。
易定紅的態度更加激烈，他用“萬能政府”來稱呼現在的某些行政部門。
“我國政府的信用太高了。”他強調說，“政府的一舉一動影響都不小。一旦政府參加了，就會增加該活動或企業的公信力。”
但這種公信力完全是政府所附加上去的，沒有其他的任何基礎。明明是市場行爲，看起來卻有點像政府行爲，這樣的做法對政府來說相當不明智。
“這是一個國家的傳統。”易定紅幾乎嘆着氣說，既然是傳統，就很難改變。
記者又撥通了北京市質監局局長郭浚清的手機。他表示，作爲產品質量的監督者，他從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發佈會。“現在經常有企業請我參加，但我一律回絕。”郭浚清的職務過於敏感，倘若參加了某產品的發佈會，在消費者眼中，質量監督局的局長都參加了，這個產品的質量肯定沒問題。
官員臺上就坐——政府暗示
記者在某發佈會上採訪了一位政府採購辦的官員，“您的出席，是否意味着在政府採購方面，這家企業將成爲主要提供商？”
該官員在該企業北京公司經理的陪同下正打算離開，被記者攔在門口顯然有些不自在。他的答覆非常謹慎，“我來只代表我個人。”
他又故作幽默地補充道；“我也是一個消費者呀，作爲消費者，我只想來看看今天發佈的新產品。”
這樣的解釋很難具有說服力，如果作爲消費者參加，就不應該在衆多媒體面前被企業列爲上賓，其暗示意義相當明顯。
此時，旁邊的公司經理馬上攬過話茬，“我們請周處長來，只是看看我們的新產品，至於政府採購方面的事情，一有消息，我們就會對外公開的。”這話說得頗爲耐人尋味。官員與企業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他的出席已經給到場的新聞媒體一個信號，該企業將被納入政府採購的範疇。不管他如何解釋，他的出席，已經具有了某種符號意義。
出席需有藉口——名正言順
促進民族產業的發展，是官員們出席產品發佈會的最主要的一個“藉口”。但其中也確實有真正爲了民族產業的發展呼籲吶喊的，但李逵和李鬼之間的界限很難劃定。
“在中國，政府還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有的時候，政府官員不去，很多事情就辦不成。”張國慶認爲。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楊鳳春教授指出，有些產品屬於國家戰略產品，另外，有些產品雖然小，但具有相當強的戰略意義，也不可小看。
現在到處都是‘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如果哪個地方開發出‘北京可樂’，官員去參加也屬正常。”
郭竣清也表示，這個問題相當複雜，假如該企業具有一定的先導性，給當地經濟帶來很重要的意義，去參加也未嘗不可。
“往往政府官員只考慮到了一點，而不是多方面考慮，要麼是支持民企，要麼是優先發展的某一產業……”
“難免……”
這個“難免”就給官員參加提供了“名正言順”的藉口，扶持民族產業，政府除了給政策之外，還必須親臨現場，以此來表示政府的支持態度。政府支持的背後，帶來的其他方面的利好消息更多，尤其是銀行貸款方面，後續成果綿綿不絕。
據記者瞭解，內資企業這方面的情況比較多，而外資企業則少之又少。安利中國的袁麗反問記者：“這和官員有什麼關係嗎？在我們的‘紐催萊’產品發佈會上，擺一個官員，有必要嗎？”這或許可以被視爲外企的一種傳統。而邀請政府官員，也是內資企業的一種傳統。
規範官員行爲——制度約束
楊鳳春給出了一個判斷的標準——參加活動是在私利的驅動下，還是在政府職能的驅動下。
但如何才能知道官員們到底出於哪方面的考慮呢？“完全監督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我約束最重要。”目前，在官員自主行爲中，有大量的灰色區域存在。“官員有權利對自己的行爲做出選擇，社會各界也有權利說三道四。”
易定紅對此並不認同。他表示，完全靠自我約束是不現實的，靠所謂的善良是不可能的。國外都很嚴格的，如果你做了這樣的事情，就別想再當公務員了。
“或許行政許可法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突破。”7月1日，醞釀一年之久的行政許可法終於揭開了面紗，“但其中仍有很多遺憾和有待完善的地方。”
易定紅認爲，官員出席產品發佈會是否需要經過“許可”，這一點相當重要，行政許可法可以對官員參與商業活動的行爲給予一定程度的約束。
以前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都是政府的，官員參加企業的發佈會無可厚非，現在不同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官員倘若經常性參與企業的商業行爲，無疑是對市場秩序的攪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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