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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利益首先是國家長遠、全局和根本的利益。
要搞好中日關係，就不應該把歷史問題當成包袱。
在新的歷史階段，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現在新的重要共同利益就是發展和振興亞洲
今年7月7日是抗日戰爭爆發67週年紀念日，而就在這一天，日本政府開始在東海中日雙方有爭議的海域進行海底資源調查。之前，7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在朝日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中再次強調，每年都要去參拜靖國神社。這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極大關注。
人們用“政治冷，經濟熱”來形容目前的中日關係。可以說，中日關係進入到了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如何打破中日關係的尷尬？兩國是否還有進一步努力和調整的空間？
爲此，《瞭望東方週刊》採訪了有關人士。他們是：
徐敦信，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
何方，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前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日本研究所所長；
王屏，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張沱生，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
從國家利益的戰略高度論證對日政策
《瞭望東方週刊》：中國傳統哲學認爲，正是在沉悶和僵持中，往往就蘊含着微妙的變化機遇，是這樣嗎？
徐敦信：你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微妙，我認爲從發展的角度看，中日總是要進行首腦互訪的，問題主要在日本方面，而日本馬上改變也不容易，比如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但我相信，問題遲早會得到解決。
王屏：中國對日政策目前更多地從國家利益的戰略高度考慮。爲了形勢發展需要，去年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成立了一個“東亞和平與發展戰略論壇”，專門從戰略高度研究處理中日關係。這裏集中了中國頂尖的學者，他們基本都是“戰略派”的。
外交部對我們從戰略高度論證對日政策這一研究動向非常感興趣。“戰略派”的人基本上都能領會從戰略高度重視中日關係的初衷，他們更多從國家當前和長遠利益角度考慮問題。
《瞭望東方週刊》：在對日政策中，哪些方面是要堅持的？
徐敦信：應該有是非觀念，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含糊。
有人說，歷史問題應該了結。這就是是非問題，我不贊成“問題已經過去了”，事實上是沒有過去。對歷史認識問題，歸根到底要靠日本自己來解決，需要日本民衆的理性和日本政治家的智慧。
當然中國和亞洲鄰國堅持原則也是重要的外部力量，我們應該堅持原則，但也不宜太急，欲速則不達，想通過一兩次批評鬥爭解決問題不現實，要根據不同情況，對症下藥多做工作。
我們在看到靖國神社問題的同時，也應看到中日之間還有聯合聲明、和平友好條約和聯合宣言。我相信多數日本人是愛好和平的，企圖恢復軍國主義的人極少，要看到這個大前提。
《瞭望東方週刊》：中國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會發生改變嗎？
徐敦信：任何政策總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和變化而調整，不會一成不變，但我相信基本原則不會變化，因爲這些基本原則是正確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輕重緩急是可以調整的。
我們的民族感情是客觀存在的，理應得到尊重，但是對外政策不能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上，我不贊成過分強調民族感情，我們還面臨着國家利益問題。
說起國家利益，發展是我們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具體來說就是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什麼是第一要務？就是比其他的都重要纔是第一要務，很多事情，可以從長計議。
張沱生：對日政策不會做根本調整，但肯定會隨形勢的變化而與時俱進，總的趨勢將是更加靈活、進取和富有戰略眼光。其實，去年國內關於對日政策“新思維”的討論，也正是客觀形勢發生變化的一種反映。這一討論中既有分歧，又有共識，但有一點則是十分一致的，即大家對當前的中日關係不滿意，希望提出更切合實際和富有遠見的政策，以打破目前兩國“經熱政冷”的狀況，推動中日關係向前發展。
但是“新思維”是需要中日雙方共同積極完成的。近兩年兩國民間感情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在於歷史認識問題，而小泉首相不顧中國人民感情接連參拜靖國神社，則是造成分歧最直接的原因，由此導致兩國最高領導人互訪的中斷。現在球其實是在日本一邊。
真正的外交官是主張中日友好的
《瞭望東方週刊》：爲什麼中國外交界許多人士和部分民衆的立場有時不盡相同？比如，很多外交官都明確地堅持中日友好政策。
徐敦信：我是堅定主張中日友好的，這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官的基本職責，國家利益首先是國家長遠、全局和根本的利益，我相信我和我的前任以及後任都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
當然個人能力各有長短，但是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主張中日友好的外交官不是一個好的外交官，他應該好好學習，應該意識到處理好中日關係，符合13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何方：我個人認爲，凡是瞭解日本的人，研究日本問題的，絕大多數人都主張搞好中日關係。這是因爲，無論對中日雙方來說，還是對東亞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來說，中日友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國家要睦鄰友好、穩定周邊，要發展經濟、開拓市場，日本都是一個重要對象。如果中日關係搞不好，甚至進一步惡化，那雙方誰也沒有好處。相互間都把一個強大的友好鄰邦變成一個強大的敵對力量，這對東亞的和平、穩定、發展與合作是極爲不利的。
現在，美國正在調整它的軍事戰略，而且日益明顯的是把重點往西太平洋轉移，國際間的力量也在進行一定程度的重新組合。在這種情況下，改善中日關係，防止惡化就不但重要，而且很緊迫了。
還應指出，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是中國的長期戰略，而日本無論作爲我們的出口市場，還是資金與技術來源，都佔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比如低息長期的日元貸款，對我們很有用處。北京的地鐵建設，北京機場的擴建，很多資金就來自日元貸款，只是由於中國媒體在這方面介紹和宣傳的不夠，中國公衆知道的不多就是了。
“漢奸”的提法應該慎重
《瞭望東方週刊》：現在有一股情緒，就是對日本稍微有些正面的評價就會遭到部分人的反對，認爲是“漢奸”，這種情緒正常嗎？
何方：我以爲，在看待日本和中日關係問題上，現在確實存在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這是值得警惕的。人們都知道，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起源於質樸的愛國主義，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加強，對外可以形成一定的軟實力；但另一方面，狹隘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違背時代精神，容易導致國家民族的自我孤立和妄自尊大，嚴重影響政府在外交上的迴旋餘地，妨礙對外關係的開展。
中日關係10多年來就有點走下坡路，特別表現在雙方輿論和人民情緒中友好精神的減少和敵對因素的增加。這種趨勢亟須扭轉，發展下去對雙方都是非常危險的。
徐敦信：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已經很多了，去年的一些事情，本來是少數人、小範圍的事情，但是被一些人上綱上線，擴大了打擊面，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公衆的情緒對政府總會有影響，但是中國外交正在擴大開放程度，以便讓更多的公衆理解中國的對外政策，只有公衆瞭解，才能對外交政策有真正的支持，否則就會形成各走各的路，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對立。
從中國外交部門來說，應該多做引導工作，開門辦外交。目前，外交部也是這樣努力的，利用網絡，通過對話，改變外交神祕感，效果很好。我相信公衆是顧全大局的，當然，要求人人做到也是不容易的，爲政者應該加強引導，具體說就是增加透明度。
必須正視日本與德國的不同
《瞭望東方週刊》：日本一天不真正地向德國學習，中國人就很難從感情上接受日本的崛起，這也是不能忽視的民間情緒。
何方：我們應該看到，區域合作在世界範圍內是與全球化同步的，也可以說，區域化是全球化的必經階段或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世界的區域合作發展極快，無論歐美都是如此，惟有東亞落後了，原因就是中日關係沒有調整好。
東亞合作要搞起來，必須中日兩個大國帶頭合作。例如歐洲的合作，正好是原來有世仇的法德帶頭。東亞以至亞洲合作要趕上世界潮流，中日就應首先帶頭合作。
《瞭望東方週刊》：但日本和德國確實不同，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種不同？
何方：我們必須正視這種不同。德國能夠正確對待納粹侵略的歷史，而日本卻不能。這是由於不同的歷史條件造成的。除了美國包庇日本原軍國主義勢力等原因外，還有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戰後上臺的是反納粹的力量，而日本卻是原來的統治集團繼續執政。
正像許多犯政治錯誤的人(如在政治運動中整錯了人的人)很少願意自覺檢討他的錯誤一樣，要日本統治集團像德國那樣做是很困難的。
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但也需要面對現實。目前，在日本對歷史的認識上，就全國而言，和平主義傾向仍佔據主導地位。由此得出結論，日本再搞軍國主義是不太可能的。整個國際形勢，亞洲鄰國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也不允許它再走軍國主義的路了。
在這種情況下，要搞好中日關係，就不應該把歷史問題當成包袱，而要使之成爲發展關係的動力。
客觀看待日本崛起
《瞭望東方週刊》：日本已經崛起，如何看待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趨向？
徐敦信：我們歷來主張國家主權平等。這是中國一貫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第一條。中日關係的主要問題是歷史問題，日本是經濟大國，希望成爲政治大國，它要發揮和它的經濟實力相稱的作用，對此，我們能夠理解，但是由於歷史原因，人們也比較擔心它走軍事大國道路。
所以，我們一貫希望日本吸取歷史教訓，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不要讓別人感到威脅。我們這樣說，既是對日本戰後道路的一種肯定，也是一種希望，希望日本好自爲之。
亞洲需要聯合自強，尤其是東亞需要聯合起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和挑戰，東盟國家已經作出了樣板。團結起來的集體，即使是由微小的個體組成，也是強大的。
何方：我一直認爲，還是應該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對待主權獨立國家的平等態度來看待日本。部分人不能認爲日本永遠低人一等。
媒體不應增加中日彼此的仇恨
《瞭望東方週刊》：目前中日民間情緒確實非常對立，是不是雙方的輿論界都應該檢討自己？
何方：對的，不管責任大小，雙方都應注意這個問題，都要爲增進了解、加強友好服務，而不應起增加仇恨的作用。從中國這邊來講，我們在警惕日本人右翼做壞事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日本人民善良的一面。比如報道宣傳那些來中國幫助治理沙漠的志願者，出錢出力幫中國勞工和戰爭受害者打官司的優秀日本人。
張沱生：我覺得兩國媒體都有應該反思的地方。兩國媒體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去年西安發生的日本留學生下流表演事件，導致學生遊行，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但後來調查清楚，事實就是幾個素質差的日本人做的，和其他沒有關係。對這類事，儘快查清真相，客觀報道而非“炒作”，是媒體應盡的責任。
《瞭望東方週刊》：小泉還會參拜靖國神社，作爲首相，他的這一舉動，中國人怎麼理解？
何方：我們當然反對日本官方要員參拜有甲級戰犯亡靈在內的靖國神社。但我們也不應讓一個小泉來主導中日關係。
《瞭望東方週刊》：作爲日本問題專家，應該給日本政治傢什麼建議？
徐敦信：作爲政治家應該講誠信，作爲領袖更應該遵守國家誠信。政治家不講誠信是不好的，只考慮個人的利益，不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是極不明智的。
《瞭望東方週刊》：外交部副部長王毅不久前在談到做好日本工作的時候稱，最重要的是尋找和擴大雙方在新時期的共同利益。你們覺得呢？
何方：我在外交部亞洲司當處長時就認識王毅。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年輕有爲，頭腦清醒，條理分明。他也是主張搞好中日關係的，他所言極是。
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談中日關係的四項主張
中日關係是我們與所有外國關係中最久遠、最複雜的一對。雙方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中日關係最主要的問題是歷史問題。我們的主張是：
第一，歷史問題是客觀現實，不能迴避，應本着“以史爲鑑，面向未來”的精神妥善處理。
第二，在中日漫長的關係史中，有侵略戰爭，也有友好交往。歷史問題不應是包袱，而應從中汲取有益教訓，使之成爲發展關係的動力。
第三，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絕不僅是日本的內政和文化問題，而直接關係到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反映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中方明確反對。
第四，在新的歷史階段，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現在新的重要共同利益就是發展和振興亞洲。亞洲的發展離不開中日協調與合作。我們希望日本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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