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政壇，包括原來比較瞭解中國的自民黨主流派政治家在內的、有影響的“知中派”政治人物先後退出政壇“中心舞臺”，這導致日本政府對華關係進一步失去調整和緩衝的平衡機制；日本的所謂“知中派”並非是什麼“親中派”，但“知中派”的衰弱對中日兩國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最近，日本一位前外交官在著文和談話中指出，近年來日本政壇對華強硬勢力不斷膨脹，在外務省學習漢語、長期從事對華外交工作的“中國派”(China School)或“知中派”已成明日黃花(所謂“中國派”並非僅此一家，比如，學習俄語、長期從事對俄外交的則被稱爲“俄國派”)。在日本政壇，包括原來比較瞭解中國的自民黨主流派政治家在內的、有影響的“知中派”政治人物先後退出政壇“中心舞臺”，上述情況導致日本政府對華關係進一步失去調整和緩衝的平衡機制。
有意表現強硬立場成爲“政治作秀”傾向
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隨着中國的迅速發展以及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日本外務省中的所謂“知中派”的力量和地位也不斷有所加強和提高，這引起了日本政界和外務省中的“親美派”的嫉妒和反感。由於中日之間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等方面矛盾比較多，問題比較棘手，這就給“親美派”利用中日矛盾摩擦排擠“知中派”提供了可乘之機。比如，近幾年來，“知中派”在處理“慰安婦”、歷史教科書、李登輝訪日、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爲維護日本利益，避免日中關係惡化的苦心和努力，每每被日本有些媒體指責爲“面對中國強硬立場卻表現軟弱”，“爲中國說話”，有些右翼媒體更公開批判“知中派”是“對中‘軟腰外交’的元兇”。
在對華充滿警戒心理的右翼勢力擠壓下，“知中派”往往陷於“內外交困”的尷尬境地。特別是2003年發生的“瀋陽事件”，日本右翼政客攻擊外務省對此次事件“處理不當”，“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外務省則把過錯推到“知中派”頭上，使“親美派”高層得以乘機從組織上大肆排擠、清洗“知中派”的高層官員，將他們調到與中國事務無關的崗位或出任其他國家的外交官，致使“知中派”日趨勢單力薄，遭到冷落。與此同時，從外務省退休的“知中派”出於對日本國家利益的關心、站在民間立場上就對華政策發表公正理性的意見也得不到重視和採納，有些主張同中國改善關係的老外交家甚至被右翼罵做“賣國賊”。
這位日本前外交官分析認爲，造成這種政治僵局的原因在於：一、日中雙方面對對方國家的外交都受到各自國內的視野較狹窄的民族主義過分高漲的壓力，中國方面過多地顧慮本國民衆的情緒，日本方面則故意渲染和利用中國部分民衆的情緒，煽動不必要的對抗。二、日中雙方的政治家或官員都感到只要對對方國家持強硬立場和一味批評的態度既“容易”又“安全”，甚至出現了有意表現對對方國家強硬的“政治作秀”傾向。三、日中雙方從事對華(對日)外交官員的苦衷在各自國內很難得到廣泛的理解，外交本來就是“尋求雙方國家利益的共識，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鬥爭與妥協相結合的藝術，而兩國的部分社會輿論則往往要求對對方國家“更強硬”，拒絕任何妥協，甚至把必要的靈活性和妥協視作軟弱表現。四、在小泉政府推行“對美一邊倒”、“親美疏中”政策的影響下，外務省內的“親美派”日益得勢，並且一再利用某些事件排擠“知中派”。
“知中派”衰弱使日本對華外交變得僵硬
可以明確地說，日本的所謂“知中派”並非是什麼“親中派”。他們不過是站在日本的國家利益上，比較熟悉中國情況，比較擅長外交交涉技能的人，或許更準確地說，他們不過是服務於日本國家利益的“戰略派”或“中國通”而已。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精英”也被斥爲“親中派”、“媚中派”甚至“賣國賊”，這就可見日本對外政策多麼狹窄、多麼僵硬，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多麼偏狹、多麼激進。由於“知中派”的衰弱，日本的對華外交越來越失去戰略性、策略性、靈活性和必要的外交技能，對中日兩國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日本外務省的“知中派”遭到削弱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界“知中派”的失落。在自民黨與社會黨“保革對立”的所謂“1955年體制”(1955年10月社會黨兩派實現統一，同年11月，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爲自民黨，這兩個事件導致形成自民黨與社會黨“保革對立”的局面，因而有“1955年體制”之稱)時代，日本政界存在着強大的“知中派”。不僅在以社會黨爲首的在野黨中有着一大批瞭解中國、對華友好的政治家，而且在自民黨內的不同派系中也涌現出不少“知中派”。比如，1956年任首相的自民黨政治家石橋湛山不僅在擔任首相期間積極改善日中關係，而且在因病辭職後，不顧自民黨內右翼的阻撓，繼續爲推動日中經貿關係而奔走，毛澤東主席曾特意向他題贈曹操的詩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1960年10月，原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正是在東京發表呼籲“儘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演說時，被右翼分子用利刃刺入心臟而倒在血泊之中的。原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原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號稱“日本的基辛格”)均爲推動中日復交做出了重要貢獻。
至於在自民黨內部，在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大致形成了5大派系，其後維繫發展了30多年。這5大派系的“系譜”分別是：(1)岸信介———福田赳夫———安倍晉太郎———森喜郎———小泉純一郎；(2)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鈴木善幸———宮澤喜———加藤弘一；(3)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竹下登———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4)河野一郎———中曾根康弘———渡邊美智雄；(5)三木武夫———河本敏夫———海部俊樹。其中，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鈴木善幸———宮澤喜一這條線一直表現出重視對華外交的積極姿態，比如曾任農林和文部大臣的自民黨元老之一的鬆村謙三、曾任經濟企劃廳長官的高石奇達之助二人曾是中日復交前兩國間的重要“管道人物”，對推動中日復交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田中角榮內閣期間任外務大臣、輔佐田中首相推動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並於1978年12月任首相(1980年6月死於工作崗位)的大平正芳，是戰後日本首相中僅次於石橋湛山的、最有思想和“哲學理念”的人物，正是他主導啓動了日本政府對華開發援助。而在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竹下登———橋本龍太郎這條線上，雖然佐藤榮作在其當政時期基本上推行了反華政策，但是，田中角榮任首相後，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不顧一些國會議員罵他“國賊”，也不顧右翼警告他“不要重蹈淺沼稻次郎被刺殺的覆轍”的威脅，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動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其後，竹下登、橋本龍太郎(兩人均擔任過首相)也都很重視對華外交。在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風波”、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所謂“制裁”以後，時任大藏大臣的橋本龍太郎於1991年初訪華，成爲“六四風波”後首位訪問中國的西方國家高級官員，他還積極推動恢復對華政府開發援助。
然而在1993年，自民黨分裂，社會黨在選舉中大敗，持續了38年之久的“1955年體制”遂告崩潰。其後，社會黨繼續在歷屆選舉中節節敗退而淪爲小黨(已改稱“社民黨”)，以原社會黨爲首的革新政黨的削弱也導致在野的“知中派”政治家的影響力大大降低。至於自民黨內部的派系狀況，近年來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重視對華外交的兩條線：“池田勇人———大平正芳”線和“田中角榮———竹下登———橋本龍太郎”線都因爲各種原因日漸失勢，導致自民黨內的“知中派”力量大爲削弱。
防止過激情緒被日本右翼用來煽動厭華情緒
顯然，日本不是“鐵板一塊”，能夠理性地對待中國和日中關係的“廣義的知中派”仍存在着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首先，從外務省看，儘管“知中派”遭到排擠，但是，面對一個國際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國，日本不能不將對華外交置於應有的地位，而只要開展對華外交就不能不依靠一批通曉中國問題的外交官，不能不培養一批“中國通”，從中必然不斷產生比較能夠理解中國的新“知中派”。
其次，即使在自民黨和與其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內，“知中派”政治家依然“健在”。如曾任內閣官房長官、外相以及自民黨總裁兼副首相等要職、現任衆議院議長的“鴿派”政治家河野洋平，在今年8月15日由日本政府主辦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上表示，不應該只哀悼日本人，也應當向以中國爲首的亞洲各國在戰爭中蒙受痛苦的人民和所有的蒙難者禱告，他還在最近表示，“日本沒有必要非得以修改憲法的方式爲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鋪路”；又如，因爲交納養老保險費問題而在今年5月辭去內閣官房長官的福田康夫最近與自民黨政調會長額賀福志郎共同牽頭組織了自民黨議員的“中國研究會”；甚至像中曾根康弘這樣的自民黨元老也在近年來一再呼籲現任首相小泉重視日中關係，主張以日中韓爲中心推進東亞地區合作，他批評小泉在對華政策等問題上“像鉛筆芯一樣狹窄”。如果超出執政黨的範圍，可以看到，在日本政界主張重視中國、重視日中關係的政治家仍然很多，而且在年輕的少壯派當中，這樣的政治家也在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日本國民當中，和平主義力量仍然居於多數，而和平主義力量是天然的“知中派”，因爲中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在國際社會中一直努力追求“和平與發展”這個時代主題。當然，爲了爭取和團結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需要驅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國的迷霧，消除日本國民當中對中國認識不清的各種疑惑或誤解。對於中國國內偏激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需要加以正確引導，注意防止這種情緒及其行爲(雖然這股情緒在中國社會與民意中並非主流)被日本右翼利用來作爲鼓吹“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民衆當中煽動所謂“厭華”情緒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