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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會有大的調整:主流人羣的政策要穩定，特殊人羣的政策可以微調
爲着12年前的那個夜晚，44歲的閻梅仍心悸不已。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被陝西省商州市板橋鄉的計生隊抓起來，推上一輛手扶拖拉機，頂着寒風來到15公里之外的鄉衛生院，做“自願”結紮手術。
在沒有暖氣的手術室裏，醫生打開她的腹腔。這時停電了。醫生於是坐等來電。40分鐘過去了，醫生讓護士點起蠟燭，開始做手術。此時，麻醉藥效力已過。
閻梅說:“幸好我沒有死。”
在當年，有閻梅這樣遭遇的育齡婦女不在少數。那一年，作爲中國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施了12年。
兩個寶寶的驚喜
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只生一個好。”
20多年來，這句口號在廣大農村俯拾即是，甚至“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的極端標語也在個別地方出現了。
“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少數民族地區三孩，西藏80%的農牧區沒有限制”，中國逐漸形成如此生育模型，併成爲國際上人口控制的楷模。
轉眼又過了12年，到了2004年。
2歲的兒子在身邊蹦蹦跳跳，微微隆起的肚子已在孕育新的生命，幸福的上海媽媽陸穎芸，懷孕4個多月就在家裏安心等待第二個寶寶的降生。
35歲的陸穎芸是上海一家事業單位的財務，和丈夫一樣，都是家裏獨苗的他們忘不了童年的孤單。“那個年代還不提倡計劃生育，同學、朋友家裏都是兄弟姐妹成羣，於是就老幻想要是有個妹妹、弟弟的該多好。”
今年5月，陸穎芸再次懷孕。恰好，新的《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半個月前生效，取消了符合生育二胎條件的夫婦(如雙方均是獨生子女)必須間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這個新條例在取消生育間隔的同時，也將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羣涵蓋到13種情況。
今年9月，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10多個國家駐滬總領館官員做專題介紹，表明上海在繼續貫徹執行計劃生育的同時，不提倡丁克家庭，取消原先對婚後無子女夫妻在退休時給予一次性獎勵的政策。
新舉動引起了媒體的極大興趣。有報道稱“中國的計生政策即將做出重大調整”。與“只生一個好”對應的另一句話——“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也成了萬衆矚目的話題。
微調從上世紀就開始了
要說起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實屬不得已。
從1949年至1980年,中國淨增人口4.3億。爲遏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中國政府只好採取“急剎車”辦法,從1980年開始在全國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不過，在這期間，中國事實上也在微調生育政策，如80年代中期，就對農村的生育政策做了適度調整。
到了90年代後期以後，情況又有了變化。新華社2000年報道說，中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已出臺法規，規定均爲獨生子女的城鎮夫妻，可以自願生育第二個孩子。
新華社說,由於此前中國多數省份已允許雙方均爲獨生子女的農村夫妻生育二胎,這意味着今後中國多數獨生子女夫妻可以生兩個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國政府發佈《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明確提出今後10年人口總數要控制在14億以內，要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政策規定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
國家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專家宋傑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多數省份允許城鎮獨生子女夫妻生育兩個孩子,是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的微調,這符合國情。
而農村的情況也與以前不一樣了，越來越多的已婚育齡婦女可以根據自己的身體條件，選擇包括結紮、宮內節育器、避孕藥、避孕套、避孕膏膜等在內的各種短期或長期避孕方法。
所謂“知情選擇”就是要確保已婚育齡婦女在選擇避孕方法時享有知情權、選擇權和決定權，這是2001年12月頒佈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首次作出的明確規定。
本文開頭提到的閻梅式的故事，慢慢聽到得少了。如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對計生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我們正從過去“可恨的人”、“可憐的人”變成“可愛的人”。
多數省放開了二胎生育間隔
最近，部分城市實行的取消生育間隔的新措施，實際上對生育兩個孩子的條件作了“更符合人性”的進一步放寬。上海不是第一例。
兩年前的7月，湖南就對該省的計劃生育條例做了調整，擴大了育齡婦女生育二胎的範圍。同年8月，浙江省也調整了計劃生育條例，對生育間隔不再做硬性規定。9月，安徽省也出臺類似舉措。
2003年9月1日實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按照北京市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微調。舊條例規定,“依照本條例規定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間隔不得少於4年,女方年齡不得低於28週歲”;新條例中修訂爲，依照條例規定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只要符合“生育間隔不少於4年”和“女方年齡不低於28週歲”兩者中的任一條，即可生育第二個子女。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法制日報》援引張維慶主任的話說，各地方新出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突出了依法行政、維護公民實行計劃生育合法權益的思想，普遍取消了一些行政審批制度，修訂了各種不符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收費和罰款項目，如二胎生育調節費等。多數省放寬了二胎生育間隔，吉林、上海、海南三地取消了生育間隔。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研究員、人口學博士任遠目前受命擔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課題組研究員。他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說，根據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規定，20年後，由於進入生育期的大都是獨生子女，中國城鎮將自然過渡到大部分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條件。
目前僅是針對特殊人羣
專家認爲，部分地區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的微調，有利於調整城鎮和農村人口比例，減緩人口老齡化，提高人口素質。
以上海爲例,連續11年的人口負增長後，勞動力結構日益老化，人口老齡化向深度老齡型社會演進。早在1979年,上海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數量超過10%，提前全國20年迎來銀髮浪潮。
“從2006年起，上海勞動力適齡人口總數將逐步減少。屆時，社會保障體系將面臨巨大壓力。”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謝玲麗說。
近20年來上海年出生人數峯值爲22萬，低谷僅爲7萬，專家預測新的生育高峯要到2006年纔開始。
“年齡結構的多峯谷交錯現象對教育、衛生、就業、醫療和養老等產生交替性影響，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不利於上海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復旦大學人口所所長彭希哲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壓力之下，上海一直在爭取積極的生育政策。”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所常務副所長周海旺告訴記者。
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03年的調查表明，15.17%的城市受訪者希望生育2個孩子，而且生育意願與年齡、文化和經濟收入成正比，高收入和高學歷家庭最想擁有兩個寶寶。
“從研究者的角度講，最理想人口的政策就是儘可能地符合人們的生育意願。”周海旺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在2002年上海舉辦的人口與發展論壇上，時任上海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周劍萍就曾建議:“建立人口出生公衆預報制度，同時，取消對計劃內第二孩的生育間隔規定……2010年左右達到生育高峯後，應及時調整生育政策，允許普遍生育兩個孩子。”
張維慶表示，這樣的調整僅僅是針對特殊人羣。“我們講大政策的穩定，大政策穩定就是說，主流人羣的政策要穩定，特殊人羣的政策可以微調。”
基本國策毫不動搖
張維慶的說法,實際上表明瞭,作爲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並不會做大的調整。
媒體說，“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這句話出自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之口。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鄔滄萍表示：“這是於學軍作爲個人意見來談的。”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調研員顧海路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於學軍說這句話既非官方意見，也非個人意見，而是作爲一個學者的意見。他表示，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於學軍尚未擔任該司司長。
顧海路說，從目前來看，人口政策還沒有鬆動的跡象。“計劃生育是國策，不是我們政策法規司說了算的。如果有大的調整，那也是由中央做出決策。”
於學軍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表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現在還沒有出臺這樣的政策。我們現在正在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待結果出來後我們會向中央提出建議。”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段成榮教授評論道，“比較一下最近幾年的政策，其實沒有鬆動。”
於學軍認爲，一些地方生育政策的變化只能說是在國家總的生育政策範圍之內所做的微調，在政策上和指標上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並沒有突破或超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原則範圍。
想生不一定能生
雖然部分城市已經允許在一定條件下生育二胎，但中國多數城鎮年輕夫妻事實上無意要第二個孩子。
經濟的壓力、個人價值訴求的提高以及社會養老體系的建立等使得現代城市人有了不同以往的生育文化。“生育文化對人們的生育行爲在心理上起着深層次的阻滯或推動作用。”彭希哲所長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還在2000年，黑龍江省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100240名20至30歲的被調查者中，表示不想生兩個孩子的佔69.9%。上海去年的調查表明，想要二胎的人也只有15.17%。
“以目前0.4%的總和生育率爲基數,如果50%的符合者生育了二胎,總和生育率最多回升到1.4%-1.5%,仍然處於低生育率範圍。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不會在短時期再度擴大生育二胎的範圍。”周海旺說。
新條例頒佈之初，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開展了20649名現場訪問者的18-30歲年輕人生育意願調查發現，青年一代的生育意願已降到20年來的最低，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爲“1.10”，較20年前的“2.04”幾乎縮減一半。
獨自經營廣告公司的崔麗是那種特別嚷嚷着要生二胎的人，但落實到行動上，卻是不可能。
已有一個7歲孩子的她終日忙於經商，兒子由外祖母帶着，隨着孩子一天天長大，老人已感力不從心，崔麗不得不每天抽出時間輔導孩子功課。她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如果再生一個孩子，根本沒有精力管教。”
最想要兩個孩子的羣體之一當數“海歸”。年屆不惑的李雙龍留學日本11年，回國任教後帶回了一雙兒女。
雖然4口之家被朋友視爲美滿，但是李雙龍卻一臉疲憊。“教育支出成了國內家庭最大的一筆投資。儘管我們夫妻雙方都是上班族，但經濟和精力上的壓力比以前大很多。”
獨生子女獎勵、獨生子女家屬醫療補助……李雙龍發現和孩子有關的很多制度都和一胎制掛鉤，“這和日本有很大區別。由於只有一個孩子可以享受單位的醫療補助福利，我們還得面臨着孩子健康支出的壓力”。
那麼將來呢，按照任遠的“過渡理論”，20年後，大部分城鎮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條件，屆時，中國會不會迎來人口猛增的高峯?
張維慶向媒體表示:這個我們測算過，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允許生兩個孩子，從人口總量上來講不會增加多少。第一，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他們結婚不一定都生兩個，現在一個孩子不要的也多的是。第二，他們也不一定養得起。另外，城市人口只是中國人口的一小部分，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數量，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增多，但對中國的人口總量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人口仍是達摩克利斯之劍
不管怎麼說，龐大的人口，既是中國的資源，也仍然是中國的巨大拖累。
任遠博士說，中國人口總數已達13億，已經超過了目前技術條件下的社會承載力，致使人口、土地和資源的矛盾非常突出，且今後20年裏看不到矛盾的任何緩解跡象。
任遠透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社科院、南開大學等數十家單位正對中國人口的發展進行嚴密監測，未來人口在哪一年達到最高峯，各家單位的監測數據並不相同，但最保守的判斷是在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達到15億，在2043年左右達到15.5億，不超過16億。
不管怎樣，人口近16億的龐大數量屆時仍將超過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承載限度，成爲今後很長一段時間懸在中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正是中國不能放鬆計劃生育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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