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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快報報道，據瞭解，1984年，有關部門統計出南京當時發現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有1700人，而今年只剩下400餘人，且這個數字正快速地減少。不少南京市民提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正在逐漸老去，作爲活的證據，他們的遠離是一種損失；而作爲民族的精神，我們將用什麼來承載着這種精神?
沉重的歷史瞬間
李秀英離開後，她的後代就曾經向記者表示，想爲母親留下一尊像，是爲了母親生前的願望，希望老人的形象能留下來，讓後人記得沉甸甸的血淚歷史。
家住五老村的尹德銀老人已經84歲，對於67年前的那段經歷，已經很少有人問及，記者一提起，老人的話匣子就關不住了。“我當時17歲，從南京逃回了祿口農村，兩個日本兵在我身後打了三槍，都沒中。”在那次劫難中，尹德銀的父親被抓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當記者提起爲倖存者們留下塑像時，老人笑笑，“都走了”。老人曾經與幾名大屠殺的倖存者保持着聯繫，但近幾年一個一個都離開了，老人擺擺手，“沒人了”，眼裏流露出一絲無可挽回的無奈。
楊竹英奶奶現在住在馬鞍山，1937年的時候，她14歲，站在自家房頂上親眼看見了日軍在下關挖萬人坑，“都是青壯年，用繩子串在一起，活埋了。”老人現在常給自己的孩子們談起67年前的所見所聞，老人的兒子陳先生告訴記者：“我的母親每天都在提醒我那段歷史，而現在很多年輕人似乎對此有些淡漠了，如果真的可以有這麼一個蠟像館，那就太好了，去參觀的人都可以看到那段血腥的歷史。”
用蠟像傳承歷史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張連紅教授始終認爲，把李秀英充滿坎坷的人生和敢於反抗的精神留在人間、留給後人，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老人的一尊像正是一個載體。
張連紅表示：“老人不僅經歷了大屠殺，而且拼死反抗，最終死裏逃生；解放後，她又參與了國際審判，勇敢地站出來指證殘暴日軍；晚年，聽說自己的經歷遭人質疑，老太太再一次拍案而起，毫不恐懼，直到逝世的那一刻，日本的官司是她的一塊心病。李秀英的人生是不同尋常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她是大屠殺倖存者中的一個典型。”
張連紅認爲，塑像能夠讓老人的形象立體起來，提醒後人不要忘記這些老人用一生的遭遇換來的精神財富。
作爲一種紀念形式的嘗試，在2年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祭奠廣場上，一條印有大屠殺倖存者和重要證人腳印的銅版路正式開鋪；同時，路的兩邊則是按照1比1的比例立起2座銅像，分別是9歲時被日軍子彈打穿右肩膀的倪翠萍老人和20歲時被子彈打穿了右腿的彭玉珍老人。在2座銅像前，參觀者都會凝視很久。工作人員說，羣像的塑造或許可以成爲擴建後的紀念館可以考慮的一個項目，目前市政府還未公示擴建的具體內容，市民也可就此建言，紀念館將盡力留住能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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