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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全國政協公佈了北京市政府對全國政協委員黃鴻翔的一個提案的答覆。該提案對北京遷移行政中心、商貿中心的設想進行了總體闡述。北京市政府的答覆是“由王岐山市長親自牽頭，負責該課題的進一步研究”。
據瞭解，北京市由於行政中心、商貿中心等主要集中在位於城中心的舊城，造成人口密度大、交通擁堵和舊城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困難等問題。爲此，近年許多修改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的建議被一一提出，如將行政中心、商貿中心外移，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等。有的還提出了在大興魏善莊一帶建設新城，或是在通縣東北、順義西部建設兩個新城的具體方案。
黃鴻翔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一直十分關注北京的城市建設。他認爲，“不管這些方案的可行性如何，調整北京舊城的功能看來勢在必行”他說。爲此，他提交了《關於調整北京市城區及近郊區行政區劃的建議》提案。在黃鴻翔的心目中，北京的舊城應以居住和旅遊爲主，應保持“古樸、清幽”的風貌，而不能“建成燈紅酒綠的鬧市”。
他認爲，在舊城以外建設多個新的中心，分散舊城原來承擔的大部分功能，將人口和交通流量向外轉移，這是今後北京在城市規劃建設上應採取的主要措施。但是，如果不進行相應的行政區劃調整，舊城功能的調整、舊城風貌的保護是難以實現的。
北京市現在的行政區劃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其後雖有調整，但基本格局沒有變化，即東城、西城、崇文、宣武4區位於舊城城內，朝陽、海淀、豐臺3區環繞舊城四周，其他區則在外圍分佈。“這樣的格局發展到今天已經嚴重妨礙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黃鴻翔說。
據分析，由於東城、西城、崇文、宣武4區的範圍基本侷限於舊城之中，農業沒有，工廠不能建，爲了本區的財政收入，商貿業幾乎是惟一的選擇，於是各區都大拆舊樓，大建大商場和寫字樓。北京市東城區和崇文區都在建大型商業區，西城區除商業區外還有金融區，宣武區則在建傳媒大道。
儘管這幾個區也都在外遷常駐人口，但是居民們遷到城市外圍的新居住區後，還要回到舊城工作。戶籍人口減少了，工作人口並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交通壓力。原居民遷出後新建的商貿區，又吸引更多的人來到舊城工作、生活與消費，使得舊城的環境與交通更加不堪重負。“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負有保護古城任務的各區政府一方面在努力保護古城，另一方面也在大力破壞古城。”
黃鴻翔認爲，這種矛盾現象的產生，原因就在於行政區劃的不合理，爲此，他建議：可將現有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如將東城區北部與朝陽區北部合成一個區(可稱安定區)，東城區南部和朝陽區中部組合成一個區(朝陽區)，崇文區和朝陽區南部、豐臺區東部組合成一個區(崇文區)，宣武區和豐臺區中部組合成一個區(宣武區)(豐臺區可考慮撤銷，其西部劃歸門頭溝區或連同門頭溝區一起併入石景山區)，西城區南部和海淀區南部組合成一個區(可稱阜城區或復興區)，西城區北部和海淀區中、北部組合成一個區(海淀區)。這樣每個區的範圍都可從舊城之內一直延伸到五環路以外，每個區都可以比較合理地進行產業佈局，將舊城範圍內規劃成爲居住區和旅遊區；在各區都擁有部分近郊區的條件下，各區也可以更方便地組織舊城居民的外遷，能夠真正降低舊城區的人口密度；由於可在二環路與三環路之間、或三環路與四環路之間佈置商貿區，還可以在四環路以外的區域發展部分製造業、倉儲業、都市農業等產業，這樣各區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都得到保證。
北京市人民政府以［2004］京政聯字第062號文答覆黃鴻翔的提案。答覆稱：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問題已引起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在2003年開展的“北京城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系列工作，從宏觀戰略發展層面上提出新時期北京城市空間發展重點和策略，爲城市總體規劃修訂做好前期準備，也爲舊城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提供規劃指導方針。
就如何調整北京行政區劃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北京市政府表示，據歷史狀況分析，北京市城、近郊區行政區劃是解放初期形成的，呈現圈層型佈局，東城、西城、崇文、宣武4個城區爲核心區，外圍是緊密環繞的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4個近郊區，再向外圍是通州、順義、昌平、大興4個準近郊區，3個圈層圍繞城區依次分佈，使得各項管理職能聚焦於市區中心區，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加劇了城市各項功能在城市中心區的過度集中，極不利於市區中心區城市管理壓力的疏解。
北京市政府認爲，從目前看，4個城區作爲歷史上的皇城所在地，是全市惟一的行政中心，由於行政區劃劃分過細，面積普遍偏小，已失去發展空間，缺乏自我發展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往往伴隨着大量重複建設和以犧牲舊城歷史文化爲代價。
針對以上問題，北京市委市政府曾組織有關部門進行多次調查，研究調整方案。2004年3月，結合黃鴻翔委員的提案，“行政區劃規劃”也被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辦公室列爲城市總體規劃的23個專題研究課題之一。由王岐山市長親自牽頭，負責該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北京市政府表示，目前正在責成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研，要求有關部門針對行政區劃有關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調整思路和方案。
鏈接：大都市是否轉移行政中心已成世界難題
東京在高速成長條件下拒絕及時改變城市增長模式，喪失了發展機遇，單中心的城市結構，導致地價急劇上升。日本甚至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製造業大量外移，國內資產中以房地產爲主的經濟泡沫不斷增加。而韓國也陷入新行政首都選址之爭。
荷蘭在20世紀60年代掀起新城建設運動，先後規劃了15座新城，新城建設十分成功，但荷蘭幾個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等開始衰落，共外遷了大約50多萬居民，喪失10萬個就業機會，大片的舊城和老工業區被廢棄。
國內遷移行政中心不乏成功者，深圳，通過行政中心的不斷遷移，形成帶狀發展，全市地價水平落差不大。青島也是將市政府從老城搬出去，避免了大規模拆遷，使地價水平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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