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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的目的，不是爲了賺錢
人物週刊：你在後記中寫到，2000年，看到著名的時事新聞節目《60分鐘》節目主持人華萊士採訪江澤民時，第一次有了瞭解和描寫江澤民的想法，作爲一個美國人，你的想法是怎麼產生的？
庫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1989年，我第一次以科學家和投資銀行家的身份來到中國，參與科技產業的改革活動。自此以後，我就和中國聯繫在了一起。當我看到江主席接受《60分鐘》的採訪時，我意識到雖然我自認爲已十分了解中國，但事實上不是。
我看到江主席身上反映出了中國的歷史，從日本侵華戰爭、內戰、新中國的成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我發現想要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的話，描寫江主席的一生，將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人物週刊：現在有不少人質疑你的寫作動機，你有經濟投資活動的背景，又是一個活躍在北京的美國人，選擇中國領導人作爲題材，難道沒有一絲經濟或者其他角度的考慮？
庫恩：我已經寫了大約30本書，但寫每一本書都是出於學習的目的，這是我學習的方式。因爲在寫作的過程中，你必須認真思考，做分析研究，達到對事物透徹的瞭解。我想了解有關中國的文化、歷史、文明、思維方式，寫這本書就是一個特別好的方式。就算當我寫完後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無法出版，對我個人來說仍然很有意義，因爲我經歷了一個學習的過程。
人物週刊：但你同時也是一個商人啊。
庫恩：當然。但我寫作的目的不是爲了賺錢，如果我想賺錢的話就壓根不會寫書，而是去從事我的商業。我寫書是因爲我渴望學習。
人物週刊：你想學習，想了解他的生活，爲什麼不可以通過看其他人寫的傳記完成呢？
庫恩：有關江的英文傳記大約有一兩本，我手頭上就有，同時還請人翻譯了幾本中文的傳記。這些傳記我都讀過，也引用了其中的內容。但對我來說，這些傳記是不完整的，它們講述的是一個政治故事，而我想要的是個人的故事。
他所經歷的時代有着天翻地覆的變化，既有光輝的日子也有苦難的時候，就有如坐過山車一般。江的這一代是即將過去的一代，他則是這一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而新的一代不瞭解這一代人的生活，我希望可以親身經歷這個時代。
我很欣慰自己可以蒐集到許多一手資料，許多我書中提到的故事和人物在其他書中完全沒有出現。江澤慧(編者注：江澤民的妹妹)、汪道涵、童宗海、沈永言、王慧炯，這五個人和他的一生緊密相連，對他們的採訪是這本書的核心，也是其他傳記中完全沒有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道涵被批鬥，江澤民去探望他，汪當時什麼都不能做，但有很多時間，江澤民就建議他讀莎士比亞，這是很有趣的。還有其他一些採訪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滕文生，他是江的演講撰稿人和研究員，他有許多關於政治局勢的內幕。
因此，這本書和其他傳記相比，是十分不同的，它講述了一個人的故事，一個真實的故事。
直到採訪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
人物週刊：但是你從來沒有寫過傳記，更不用說是一箇中國領導人。
庫恩：在我的一生中，我總是在做沒有做過的事情，作新的嘗試，而且我也總能做得很好。(笑)
人物週刊：那你是如何完成這個看似瘋狂的想法的呢？
庫恩：在英文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如果開始就知道所有要做的事，那麼就不會開始做任何事，因爲你會崩潰。我們邁出第一步的時候，無法看到最後的結果，只能一步一步來。寫這本傳記是我迄今爲止壓力最大，最投入的事。
人物週刊：採訪是你這本書的核心，你採訪了江的老朋友，老同學，甚至家人，我們知道採訪到他們是有難度的，你是怎麼做到的？
庫恩：的確很困難。我在中國有很多好朋友，很多高層的朋友都十分了解。同時我也是一個投資銀行家，我知道如何進行交易，我寫過一本書叫《交易人》。我運用了我所有的技能和知識，以及通過朋友們來發現採訪對象。
人物週刊：比如說，你怎樣讓汪道涵先生接受你的採訪？
庫恩：差不多是同樣的過程，通過我的同學。汪道涵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的關係非常的有意思，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是1949年，當時汪已經是高層官員。40年後，當江被任命爲總書記時，他找到汪道涵詢問他的意見。這兩個事件是真正的歷史，然而卻沒人知道，就是這些被歷史忽略掉的小故事，支撐着歷史的發展。
人物週刊：你見過汪道涵多少次？
庫恩：一次，但是這次採訪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他年事已高，對此我非常感激。
人物週刊：他第一次就答應了你的採訪嗎？
庫恩：事實是，直到採訪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做到。
人物週刊：當你採訪時，你有沒有告訴他們你準備寫的將是一本江澤民的傳記？
庫恩：大部分採訪我沒有告訴，很小部分我告訴了。因爲，一開始我自己也不知道會寫成一本傳記，我的初衷是通過江主席來描寫中國的故事，我並不確定我有足夠的信息。
人物週刊：那江澤慧呢，你採訪時有沒有告訴她，你會寫一本傳記呢？
庫恩：我在較早期的時候採訪了江澤慧，所以當時我並不確定這將是怎樣的一本書。我和她進行了很長的談話，一次6到8個小時。她的談話給了我非常豐富的材料，幫助我產生寫傳記的想法，她告訴我他們祖父的故事，戰爭年代的故事，繼父的故事，正是由於這些豐富的故事，才使我朝着寫傳記的方向發展。
人物週刊：爲什麼她會接受你的採訪？
庫恩：這你應該去問她(笑)！我想可能是因爲我努力構建的一種信任感，我在中國開展了許多項目，同時從教育背景來看我是一個科學家，我的博士學位是人腦科學，而江澤慧本身也是一個科學家，這和她有一種同屬感。
人物週刊：寫作時，有沒有計劃採訪江本人？
庫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沒有，我是刻意這樣做的。出於兩個原因，首先，即便我提出要求，也不一定能獲得同意。第二，這並不是一本自傳。採訪江身邊的人，從他們的口中瞭解江的一生纔是重點所在。而且就算我能夠採訪江本人，他提供的信息也許會分散我這本書的重點。
在西方，有些關於總統的傳記，要和總統進行超過200小時的採訪。但這並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從江的同事和朋友得到故事，從我自己的角度來寫這本書。
人物週刊：你和江見過幾次面？
庫恩：我和他見過三次，但真正有交談的只有一次。我第一次見到江主席是1993年，在古巴，我太太和她的樂團在一家酒店演出，而江主席剛好也下榻那家酒店。我在大堂與他擦肩而過，當意識到是江主席的時候，我很驚訝。後來和江主席談話，雖然我們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但這並不是一次採訪。
人物週刊：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沒有讀這本書吧？
庫恩：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他本人(笑)！不過我想他一定知道這本書，因爲全中國都已經知道了。我希望他能喜歡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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