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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恩和《江澤民傳》 |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博士是美國著名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現任花旗集團公司執行董事，也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節目製片人和主持人。自1989年以來，應中國國家科委之請，庫恩一直擔任中國經濟政策、併購、科技和媒體等方面的顧問。他寫的《江澤民傳》最近在中國出版發行。這位聲譽卓著的中國通如何看待中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美國在國家發展戰略方面有什麼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帶着這些問題，記者日前對庫恩進行了獨家採訪。
在進入科學發展觀這個話題以前，庫恩向記者特意強調了兩點。第一，中國的國情非常特殊。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裏，中國走過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工業化國家花100多年才走過的路程。因此，西方國家的經驗可以給中國提供有益的借鑑，但絕非靈丹妙藥。第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發展經濟始終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從理論上講，經濟的確應該與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協調同步發展，但歷史和現實的實踐都表明，西方國家實際上都把經濟發展看成是第一要務。
實現均衡發展 確保社會公平
談到以人爲本的發展戰略，庫恩說，美國也曾經歷過與今天中國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相似的問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美國的“強盜資本主義”時期。當時極少數美國人積聚和控制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而普通工人工資微薄，幾乎難以餬口，享受到的社會福利也少得可憐，工作條件差得簡直讓人無法忍受。但就是這個“強盜資本主義”階段在美國曆史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它給美國經濟注入了極大的活力，使美國一躍成爲世界頭號工業大國。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衝擊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開始轉向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此，聯邦政府在經濟調控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比如反壟斷、建立全民社會福利網、徵收個人收入所得稅，對社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以確保整個社會的相對公平。
庫恩說，對中國來說，美國經濟大蕭條有一個重要啓示，那就是：經濟發展固然是頭等大事，但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增長必須跟其它方面的社會需要相配套相平衡，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在不同的社會領域實現平衡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因爲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所以必須隨時進行調整，才能確保平衡的局面不被打破。目前，以胡錦濤總書記爲核心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正帶領中國人民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時候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思路是非常合乎時宜的。
建立制約機制 平衡利益衝突
談到全面發展的戰略時，庫恩強調，美國社會有一套針對互相沖突的利益進行平衡的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的全面發展。
庫恩解釋說，在美國，壟斷性工業公司的經濟力量驚人。爲了實現均衡發展，美國社會逐步演化出一套有效的社會制約機制。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就是反壟斷。壟斷對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它讓消費者承擔過高的商品價格，它給公司賺取過高的利潤提供了機會，它使科技研發喪失動力。庫恩建議說，中國政府可以從西方的模式中吸取經驗，讓各種利益不同的社會力量相互博弈。今天的社會日益複雜和多元化，政府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對所有的事情都作出決策。博弈的結果往往能夠讓政府專注於宏觀調控，從而作出最優化的決策。
庫恩提到，爲了全面發展文化事業，可以部分借鑑美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經驗。美國發展文化產業的特點是更依賴私營部門而不是靠政府。比如，美國的傳統媒體都是私人性質的，即使是公共廣播系統，財政來源也主要靠民間私人和公司捐贈。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它能讓公衆享受到更豐富多彩的文化節目，同時也讓政府擺脫巨大的財政負擔。
依靠稅收槓桿 縮小貧富差距
談到社會如何協調發展時，庫恩說，中國必須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否則將很難解決棘手的失業問題。但是經濟高速增長又將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中國如何既保持高速增長同時又能夠逐步縮小貧富差距，這是中國政府今天面臨的巨大挑戰。
庫恩建議說，中國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政策來縮小貧富差距。比如，向那些從事科技研發工作的企業提供更多的政府貸款。一旦研發工作得到鼓勵，整個國民經濟都將受益匪淺。同樣，對那些在貧窮地區投資設廠的企業，政府應該給予特別的稅收優惠和特殊貸款。實際上，中國目前已經開始這麼做了。這些政策還應該得到進一步強化。
不過，庫恩認爲，中國政府尚須加強稅收法規的執行力度。他說，如果逃稅很容易，抗稅可以不受處罰，那麼稅收政策將變得毫無意義。庫恩說，要讓所有人都認識到，一旦逃稅，潛在的處罰會遠遠超過潛在的收益。只有這樣，稅收政策在幫助實現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作用才能顯現。
利用NGO和媒體 監督公司行爲
談到可持續發展問題時，庫恩說，在美國，非政府組織(NGO)的力量非常強大。比如民間環保組織能夠得到大量個人捐贈，它們在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美國的大型石油公司現在都有一個龐大的環境保護部門，大批環保科學家在那裏工作，確保公司在能源勘探和開採等過程中不對環境造成破壞。沒有環保組織長期施加壓力，很難想象石油公司會這麼做。
庫恩認爲，實現可持續發展也離不開媒體。美國媒體具有反商業文化的傳統，這有助於對大公司巨大的經濟影響力構成牽制。最近幾年來，往往是美國媒體，而不是美國政府，對一些大公司破壞環境、喪失社會責任感的行爲進行了有效的監督。美國的司法制度往往也能對大公司的貪婪行爲形成制約。
庫恩最後說，他對中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印象深刻，“這是中國政府爲全面實現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而推出的發展戰略”。庫恩說，“我們應當爲中國喝彩”，不僅僅爲它已經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也爲它爲建設和諧社會而做出的新努力。這項任務比單純的經濟增長要艱鉅得多，複雜得多。國際社會應該支持和鼓勵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面表現出的成熟與遠見。“我堅信，儘管不應該低估其複雜性和艱鉅性，但中國推行科學發展觀以建設和諧社會的努力一定能夠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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