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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至15日，在四川內江某禮堂進行了一場引人矚目的公審。受審者是原任中國證監會貴陽特派辦黨委書記、主任，後任成都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的高勇，起訴罪名是受賄罪。其案雖然尚未宣判，但檢察機關已經建議判處其死刑。
這次審判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爲高勇曾有一份令人驚歎的簡歷：大學畢業後一年時間便實現從科員到科長的“三級跳”，然後30歲正處級，31歲副廳級，35歲正廳級。2004年8月2日——這一天，是高勇“政治生涯”定格的時刻，此時，他只不過剛剛度過了39歲的生日。受賄共計1113萬餘元，另有930多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一顆政治明星，就是因這幾個冷冰冰的數字而隕落而成爲“流星”了。
顯然，無論判處死刑與否，從“政治前途”的意義上講，這位曾經如日中天的政壇明星都已經走到了盡頭，他的“政治生命”已然結束。
又一隻“蛀蟲”被挖出，按理說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但面對此案，筆者卻怎麼也難以擺脫沉重之感。一個問題縈繞腦際揮之不去：如此政治“流星”，究竟是如何“造成”的？這顆躥升既快跌落也忽的“流星”，“映照”出了什麼？仔細揣摩之後，筆者認爲高勇事件是個難得的標本，因其同時折射出了官場、學界和商界三處的積弊。
首先，高勇撈錢之易，以及其對股市破壞力之大，讓人心驚肉跳——比如，只因爲高勇的一次“高擡貴手”，本不符合條件的託普集團便得以順利地增發了一次新股，從股市“圈錢”十幾億元，高勇也因之拿到了83萬餘元。而公訴機關指控，高勇在證監會工作其間，“英豪科教給了他90萬元，在泰港集團劉邦成處拿到160萬元，禾嘉集團18萬元”，而從導致案發的世紀中天拿到的是120萬元——天啊！“圈錢”十幾億纔給了83萬，那麼這麼多的黑錢究竟釀成了多大的股市之災？再說嚴重些，這又多大程度上擾亂了金融和經濟秩序？
上市公司都是如此“大手筆”地行賄，而一個廳級幹部也便能如此爲害四方，怎不讓人心驚肉跳！
其次，高勇奇蹟般的升遷路徑，也頗有剖析價值。熟悉他的人說，高勇做事帶有強烈的功利目的，“對有權者努力討好”，“認爲(與領導)把個人情感聯絡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處，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這上面，從而走入歧途。”我相信，這話很實在。不過反過來想，這話要放在高勇“出事”前說，也許就不是這樣子了——那時肯定不說“走入歧途”，而會說“走上金光大道”。據悉，按照幹部管理的有關規定，一般的大學畢業生畢業一年後才能轉正，至少需要14年-18年時間纔有可能擔任副廳級幹部。但高勇畢業一年後就完成了“三級跳”，到副廳也只用了9年，“規定”對他從一開始就不起作用，爲什麼？聯繫到上述知情人的分析概括，箇中原因耐人尋味。
再次，除了一份讓人驚歎的簡歷外，高勇同樣有一份令人吃驚的學術成果清單：31歲時拿到博士學位。而且更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10餘年時間，他竟然在各類刊物上公開發表論文317篇，參編書籍17部，單獨著書5部，完成研究課題44項，取得研究員職稱，成爲三所大學的兼職教授……我沒有讀到過高勇的“成果”，也沒有見過對他“學術水平”的權威評價，但我們可以做道算術題，10餘年時間發表論文317篇，算下來基本上是每月三篇的樣子，然後還能每年“參編”或“獨著”兩本書。而且，這還都是在“高勇的工作彙報材料特別多，每天向領導上報的文件少則五六份，多則七八份”的情況下完成的。照此看來，如果高勇的“學術成果”都是“真材實料”的話，他簡直是比愛因斯坦還要愛因斯坦的天才！
誰信呢？反正我不相信！但是，這些學術成果，卻成爲高勇在政壇一路攀升的重要籌碼。
因而，高勇這顆“流星”，實是由扭曲的用人方式、媚態十足的學界環境、黑幕重重的市場潛規則所共同促成。其人生悲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世象的集中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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