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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是上個世紀國際關係的底色，對中國的內部事務和外交政策產生過重大影響。冷戰史研究向來爲人們所關注。本文分析了大量新解密的檔案，詳細地揭開了這段歷史祕密。
新近出版的《國際冷戰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收入了美國學者梅爾文·萊夫勒根據大量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冷戰是如何開始的這個問題的論文。其一家之說爲人們瞭解和研究冷戰史提供了參考。
一是國際體系和與之相關的大國間均勢問題的發展變化
德國問題在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變化過程中，以及在冷戰的整個發展過程中，都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佔領了大片領土，其中包括蘇聯歐洲部分的大部分領土，德國法西斯的統治對於歐洲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在俄國檔案中，我們發現了大量描述記載，生動地展現了當時處在德國佔領之下的俄國社會狀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有2700萬人死亡，1800萬人受傷。蘇聯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傷害，同時也就產生了嚴重的防範與報復心理。在荷蘭和法國，人們的想法和蘇聯人的想法大同小異。從新解密的俄國檔案中，我們找到了大量關於斯大林擔憂德國復興，再次對蘇聯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證據。俄國檔案中，保存着斯大林與外國記者、外國來訪領導人的連篇累牘的談話。這些談話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擔憂德國在戰後很快便會復興，重新構成對蘇聯的威脅。例如，在一次談話中，斯大林曾表示：
1871年，德國進攻了法國。40年後，在1914年，德國人又捲土重來，再次發起進攻。上次大戰結束以後，德國再一次重新聚集起力量，到1939年又發動了戰爭。德國人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復興能力。如果我們不能找到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的話，在十五年裏，我們又將面臨與德國的戰爭。
這只是斯大林諸多類似談話中的一段。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提到這個問題。美國也同樣面臨着德國力量再起的問題。戰後初期，喬治·凱南是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圈子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對於德國問題有這樣一段典型的論述：
在我的心目中，(對於美國的)惟一的和真正的威脅是，德國人的技術上的能力將會與俄國人的資源上的潛力結合起來。
由此可見，在德國問題上，無論美國或蘇聯都對兩種可能性心存擔憂：一個是獨立的德國力量的再次崛起，另一個是德國力量有可能被融合到自己對手的一方去。所以，美國和蘇聯都企圖以自己的方式來整合德國力量、處理德國問題。蘇聯把美國、英國、法國的影響從蘇聯在德國的佔領區排除了出去；英國、法國和美國也把蘇聯的影響從自己在德國的佔領區中排擠了出去。每一方都試圖控制德國復興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方都對於德國力量的重新崛起有着強烈的恐懼。我們還要注意到，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它既要扶持德國的力量，用以抗衡蘇聯；又要安撫西歐盟國對德國復興所可能產生的不安全感。美國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同時便曾向法國保證，德國的復興不會在歐洲形成新的戰爭策源地。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於日本的復興也有着相似的恐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立即獨佔日本，並阻止其他戰勝國染指這一地區。華盛頓始終存在着一個憂慮，如果美國不能很好地控制日本，其力量就有可能融入到蘇聯集團中去。從新近解密的俄國文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對於日本的復興頗爲憂慮。例如，在關於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談判的檔案記錄中，便可以看到，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日本復興及其對東亞及蘇聯安全可能造成衝擊的問題。
二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兩年間，大國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似乎並不突出。這是因爲，它們之間的關係仍然受到戰時同盟關係的巨大影響。但在隨後的幾年中，意識形態的分歧迅速增大。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很大程度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當時生活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歐國家)的人民，有着一種社會正處於全面崩潰的危機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想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他們所面對的困境；他們想要創造出一種更適合於自己的生活道路，以擺脫自己所處的困境。當時，在人們面前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是資本主義，一是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美國陸軍部助理部長約翰·麥克勞伊曾到歐洲去調查當地的情況。他在回國後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整個中歐存在着一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全面崩潰與解體的情形，這種危機所達到的程度是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同樣的報告在當時可謂汗牛充棟，所反映的則都是在歐洲和亞洲所出現的可怕的社會崩潰的前兆。
美國決策者擔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選擇共產主義作爲一種自我拯救的道路。在國會的一份證言中，當時擔任助理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提出：“人們遭受的苦難是如此沉重，他們是如此深信，只有由政府採取某些行動才能減輕他們的苦難。”艾奇遜的證言中隱含着一種擔心，那就是，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將寄希望於政府來緩解自己的苦難。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美國決策者有一種感覺，他們所擔心的是，一旦某些國家的對內政策依照這種“準共產主義”的認識確定了方向，對外政策中“親共產主義”的基調也就形成了。他們更擔心，一旦國家決心解決社會問題，由國家來主導經濟發展，便將導致這些國家被吸引到蘇聯的軌道上去。如果國家開始大規模干預經濟，並採用的是蘇聯式的指令型計劃經濟模式，接下去美國就會發現權力分配的天平向着有利於蘇聯的一邊傾斜了。
斯大林相信時間和歷史是站在他一邊的。他認爲，資本主義是存在缺陷的，將不可避免地會不斷走向衰弱。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則將不斷走向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戰勝了法西斯主義，這在斯大林看來就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覺得，通向社會主義有着各種各樣的可能的道路與途徑，根本用不着在西歐國家發動革命。因爲他相信，這些道路的終點都將是社會主義。只有在東歐，斯大林才利用軍事上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國家。這在很大程度是因爲，對蘇聯而言，東歐是與蘇聯的安全利益有着緊密聯繫的地區。當美國開始推行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時，斯大林認爲這是一種威脅，但他仍然相信時間是在蘇聯這一邊的。所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兩國都加強了他們所控制區域內的意識形態的競爭。蘇聯在東歐採取行動，而美國則對被佔領的日本採取行動。雙方的行動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恐懼和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變化加深了國際範圍內的冷戰。在經過了十五年的經濟蕭條、戰爭之後，這種意識形態競爭顯得格外突出。
三是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現 改變了大國對於“權力”的界定
我們在當時美國重要決策者，包括杜魯門總統、貝爾納斯國務卿、史汀生陸軍部長等人的日記、備忘錄中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他們對核武器的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認爲，美國對於核武器的壟斷將會迫使蘇聯在很多問題(比如在德國問題)上向華盛頓做出讓步。從俄國檔案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實對於核武器的威力存在着巨大的恐懼。在公開場合，斯大林擺出了一副對核武器滿不在乎、不屑一顧的樣子。但是，從斯大林的顧問和助手的日記、備忘錄中我們卻發現，斯大林害怕同美國交戰，根本不願意這麼做。在1948年的柏林危機中，斯大林不準蘇軍打落任何一架美國飛機，就是因爲他擔心這有可能導致與美國的直接開戰。在朝鮮戰爭中，斯大林極力主張並鼓勵中國人與美國人打仗，但他卻拒絕讓蘇軍以任何方式直接捲入朝鮮戰場上的武裝衝突。
貫穿整個冷戰過程，人們對於核武器的看法決定了他們對於遏制政策，以及在國際關係中採取強制行動的可能性的看法。斯大林對於核武器的威力有非常清晰的瞭解，因而把大量資源投入到迅速發展核武器中去。從整體而言，核武器是導致冷戰產生，並進而影響並決定其進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革命民族主義對於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
革命民族主義與非殖民化進程對於冷戰發生、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這方面，中國革命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美國決策者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源及其性質並非全無瞭解，同時，美國人也深知，蔣介石政府軟弱、腐敗、沒有效率。美國人甚至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將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發掘到了極致。但美國人所不清楚的是，中國革命與蘇聯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聯繫。最令美國決策者擔心的是，不管這種關係如何，莫斯科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可能會在最大的程度上利用這一革命的成功，使之爲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決策者相信，共產黨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性有可能把中國引到蘇聯一方的軌道上去，而這將對國際體系的均勢產生巨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人曾試圖對中國內戰進行調停，但同時也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供關鍵性的援助。斯大林則和國共兩方都打交道，以便保證蘇聯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受到損害。但在中國內戰的關鍵性時刻，斯大林支持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當美國人對蔣介石提供援助時，毛澤東便已對華盛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決心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也要將反對蔣介石政府的戰爭打到底。對於斯大林沒有向中國革命提供足夠的援助，毛澤東也曾感到失望。但在對美蘇兩國的基本態度上，毛澤東始終是偏向蘇聯的。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毛澤東牢牢地抓住了蘇聯，並按照斯大林的預想，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東方興起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中，充當了“革命中心”的角色。
中國革命於1949年取得成功，是一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這尤其是因爲它正好發生在全球範圍內非殖民化進程也在起步與發展的過程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這些地區，革命的情勢層出不窮，歐洲殖民帝國則已顯露出了走向崩潰的跡象。非西方世界的革命民族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機會，紛紛崛起，對西方殖民帝國提出挑戰。華盛頓所真正擔心的是，革命民族主義的發展最終將大大加強莫斯科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從而形成對於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戰。在整個20世紀50、60年代，革命民族主義在華盛頓引起了巨大的恐懼，而在莫斯科和北京所產生的，則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會感。所有這一切，對於冷戰的興起及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是作爲國際行爲“機制”的領導人的個人作用
新解密的檔案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與杜魯門其實都不希望看到冷戰的發生；但是，隨着國際形勢發展而不斷產生的威脅和機會，卻將他們不斷地推向了冷戰的對抗。
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之時，杜魯門曾認爲，美蘇兩國是可以相互共事的。1945年7月，當杜魯門第一次在波茨坦會議上見到斯大林時，他在一封信中對妻子說，斯大林非常聰明，同時也非常強硬，但還是可以和他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是，新解密的俄國檔案告訴我們，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斯大林也認爲，蘇聯同美國雖然在意識形態上確實存在着分歧，但兩國是可以相處共事的。斯大林深信，從蘇聯本身的利益出發，應當同美國合作。他還認爲，如果美蘇兩國能合作共事，它們結合起來的力量便足以有效地控制德國、日本的再次崛起。他甚至還相信，如果美蘇兩國的戰時合作能夠在戰後延續下去，蘇聯就可以從美國借到大筆資金，並同時從德國西部獲得鉅額賠償，用之於蘇聯的戰後重建。毫無疑問，在戰後初期的那段時間裏，斯大林與杜魯門都希望避免衝突。
然而，儘管斯大林與杜魯門都有這樣一種願望，但在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中，他們卻被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不斷推向相互衝突。斯大林和杜魯門都是經過曲折的政治道路———儘管他們的經歷極不相同———而登上權力頂峯的，並因而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威脅”極爲敏感。在戰後美蘇關係的實際發展中，對於來自對方威脅的看法使得美蘇兩國領導人極易產生恐懼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斯大林所擔心的是德國與日本的重新崛起，以及在崛起的過程中，德國和日本會被整合到美國陣營當中去。杜魯門所憂慮的，則是蘇聯會承襲俄國傳統的帝國主義行爲，在土耳其、伊朗等地區進行擴張，並進而造成對美國的威脅。與此同時，得到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勢力會奪取希臘、意大利、法國等地。從一個更深的層面來看，杜魯門還相信，就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基本特質而言，蘇聯和納粹德國其實並無二致，並因而會對美國造成威脅。
杜魯門所考慮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美國的核優勢地位與經濟力量———這正是美國的力量所在與機會源泉———在與蘇聯的國際政治對抗中佔得上風。斯大林所希望的，則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二次大戰中以及戰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所取得的巨大聲譽，改進蘇聯的安全地位與國際影響力。斯大林認爲，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在打敗德國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這又令他進一步相信，蘇聯的計劃經濟比之於資本主義有着巨大的優越性。而歸根結底，這將是蘇聯的機會之所在。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對於理解冷戰的起源和結束都非常重要。通過對這五個基本方面的深入探討，把思想、意識形態、文化和傳統的地緣政治、權力、經濟等因素整合起來，從而將我們對於整個冷戰歷史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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