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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以來的文獻對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這一偉大壯舉的記載不少，近百年來的論著也很多，這些不斷的“發微書寫”、“重新建構”，讓人對“鄭和下西洋是什麼”的認識愈發模糊起來。
帶着這一問題，記者專訪了鄭和研究專家，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莊景輝先生。
掌握大量翔實史料的莊教授以鄭和刊立石碑、隨行人員記錄和朝廷檔案資料爲依據，深入淺出地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
莊教授說，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皇權思想”的具體實踐；是明初發展對外關係的重大舉措；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貿易。三方面的成果讓人看懂了鄭和下西洋到底“是什麼”。
莊教授介紹說，派遣鄭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具有“纘承大統，君主華夷”的政治抱負和“皇權”思想，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他已向海外遣使十八次。
鄭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成祖“皇權思想”的具體實踐，《鄭和家譜?敕海外諸番條》所載“皇帝敕諭”的內容，對此作出了最好的註解：“皇帝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佈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齎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
而鄭和七下西洋，客觀上達到了肅清貢道，穩定海外局勢；平息爭端，提升海外威望；推進外交，拓展海外關係的效果，由此亦可視爲明初發展對外關係的重大舉措。
鄭和前三次下西洋的活動區域，最遠只到達印度半島西海岸的一些國家，第四次及其後的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是明初外交活動中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遂使阿拉伯半島南端和非洲東海岸地區的一些國家，與明朝建立了友好外交關係，從而迎來了明朝乃至中國歷史上對外關係最輝煌的時代。
“對於實踐皇權思想，發展對外關係，史學界爭論較小，而對於鄭和下西洋所具有的官方貿易性質，則看法不一。”在中國海外貿易史研究中亦頗有造詣的莊景輝教授有自己的見解。
他說，在明初實行“海禁”政策的條件下，鄭和下西洋一向被視爲“厚往薄來”，這種觀點顯然是從明廷對“攄誠來朝”者的“鹹錫皆賞”，或遣使海外“詔勅賞賜”來認識的。而事實並非如此，作爲官方貿易，明朝廷亦獲得了豐厚的經濟效益，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的記載可引以爲證：“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
這就是歷史上的“鄭和下西洋”，後人無須粉飾渲染，不必詆譭苛責，對於這場“明初盛事”，闡述可以由感而發，評說可以褒貶不一，但我們不可以不敬畏歷史，因爲“歷史使人聰明”。結束採訪，莊教授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治學態度，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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