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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覺得我的調查“沒有用”
(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太行山麓農民，面對這個帶着眼鏡拿着本子的城裏孩子該是什麼樣的態度？)
鄭州晚報：你選擇的調查地點是自己的老家(山西省沁源縣一帶)，爲什麼？
李強：我當時想自己是一個學生，做這樣一個調查要選擇一個自己熟悉的地方，或者別人對你還算熟悉的地方，這樣比較容易成功；並且那一帶的村莊也很有代表性，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村莊，從事礦產的比較少一些。另外，曹錦清先生的《黃河邊的中國》，調查之初也是從熟人開始的，我借鑑了這種途徑。
鄭州晚報：都做了哪些準備？
李強：主要是按照以前讀過的一些社會調查方法和我讀後的一些心得，把自己的調查計劃大致列了一個提綱，比如被調查人身份類型、問題方向、觀察角度等等具體的東西。身上帶了兩三百塊錢，筆記本和筆就去了。因爲我們家還有不少親戚在農村，分佈的也很廣泛，吃住上不用操心，基本在親戚家裏。
鄭州晚報：當地政府部門和普通老百姓如何看待你的身份與行爲？
李強：我的調查採用的是訪談式，就是到農民家裏去實地觀察、談話。因爲有很多親戚在農村，不少調查對象都是親戚的熟人，我想找一個什麼類型的家庭由他們給我推薦，所以無論是普通農民或是村幹部，他們一般都比較配合，基本有什麼說什麼，對我沒有太多的看法。
鄭州晚報：曹錦清老師當年調查也是依靠熟人網絡，但常常遇到除調查對象之外的人爲干擾，你有沒有遇到？
李強：沒有遇到過。我遇到的最多的困難多是很多受訪農民的一種不積極的心態，就是覺得給你說了也沒有用，解決不了具體的問題。這種心態確實是我在調查中經常遇到的，其實只要他沒有刻意地對你保密，如果你找到突破口，他的話匣子就會打開。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裏跟支書聊天，他說話積極性不高，心裏大概在想你一個學生能起什麼用？當時我們在他們的黨員活動室聊，我注意到這個活動室搞的比較漂亮，跟村裏其它建築相比顯得比較“豪華”，但村裏用處並不大，很顯然是應付上面視察的產物。我就以這個爲突破口，問支書這錢是從哪裏來的。支書說，借的，現在還欠人家1000多塊錢呢。話匣子就打開了。
鄭州晚報：那你覺得自己的調查“有用”麼，你怎樣看待他們這種心態？
李強：一個調查對農村問題的解決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覺得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要求，你對你自己，或者社會對你都不應該有這樣的要求。我是一名調查者，並且還是未跨出校門的學生，首要的是要去了解情況；即便有了一些想法也可能是不成熟的。所以在具體解決農村問題上，我沒有很直接很功利的目的。他們的這種心理，我想大概是中國農民的歷史積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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